龙尾关的老街

既是古道雄关，必然有着不寻常的来历。去一个有来历的地方，有人喜欢翻课本、问度娘，而我却偏喜欢是遇见：循一条渐走渐高的青石老街，遇到的人与物、声与色，都有属于自己的形象，语言和记忆，岂不惬意。

那天的龙尾关，一场深秋的暴雨不期而至，把青麻石路面打得渍湿。水落在城楼的墙檐上，溅起一溜儿白色的水雾，且淅淅有声，但数百米长的古街却是空寂的，仿佛回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年代。 我踅入背处避雨，撞进院井里的一楼人家，火柴盒式的旧房子，坐在沙发上的老人望着陌生的来客，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是笑盈盈的。她姓刘，今年已八十三岁高龄，在龙尾关住了四十多年，一直不愿离开。子女儿孙都陆续搬进高楼，周围的老街坊也所剩无几，搬走的、离开人世的，还有更多的房子是租给了外地来的打工者。 面对似水流年，老人家不紧不慢，和旧景物厮守，把每一天都过成漫长的一生。

龙尾关始建于唐·开元年间，为南诏王皮逻阁所筑，现仅寿康楼和西部一段百米长的城墙，墙残高不到一米。城虽不全，但回顾历史，此条从西洱河畔通往苍山之麓的老街曾辉煌一时，既是滇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也是从下关到古城的唯一车马衢道。千百年来，衢道重经营外，更重读书育人，成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发祥地之一。在不足三百米的坡路上，明清时出了十一名进士，民国时出了陆军中将三人、少将二人，称得上人杰地灵。

大雨初霁，我从寿康楼溯行数十步，来到中丞街65号院，门外飞檐画栋，造型亦精美。此属大理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单位，是杨炳勋的老家，也是地下党组织秘密会议会址。 解放前夕， 杨炳勋任中共下关区委书记，多次成功组织政治宣传、武装斗争及工人运动等。滇西首次大罢工，下关火柴厂的工运就是他亲自指挥的。怀着崇敬之情，我很想进去瞻仰一番，但通道多杂物，且频频有犬吠，只能悻悻作罢。 不远处是中丞街17号，挂有一块蓝色的铁牌子，同样属于市政府的历史建筑保护牌，上面写的是“马骧故里”。马骧，字幼伯，1906年加入同盟会，以“无顾身家性命”的精神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直至1922年被唐继尧杀害，与杨秋帆、黄子和一起被誉为“辛亥革命之云南三杰”。故里外墙刚粉刷过，小门黑漆油亮，看来仍有后人居住，就更不便打扰了。周围还是沉寂，我鸟瞰着远方的繁华喧闹大片城区，心中有所触动，突然领悟“大声希言”的哲理：像一个沉默的人那样，一个沉默的地方，也许正孕育着一种崇高秉性的嬗变与升华……

芳草萋萋，到处都是土墙旧瓦，我只能靠想象的构建来丰富旧时的信息。百余年前，寿康楼还有戍兵把守，以楼为界，上街设有府衙和几座书院，孔庙亦建于高处，多读书人和乡绅一类体面人物，雅称之“中丞街”；下街多的是酒楼店铺和商贾，生意兴隆。因街尾接黑龙桥，遂称之“龙尾街”。光绪年间，龙尾街来了个北方汉子黄大富，善白案，开起了龙尾街第一家包子铺，因色香味具佳，成了一块响当当的美食招牌，至今还一直挂着。大理人少有不稀罕这“黑龙桥包子”的，故连一些超市也帮着推销。

中丞街远端有个“大石头”小广场，原有丈余高的大青石，是传说中观音菩萨背来的；龙泉井被铁皮方围着，正在修葺，井中无水，灌满风声，却日复一日地向世人讲述着沧桑往事。到了夜间，小坪上会摆开几家烧烤小摊，主人都是街上的老居民，几声吆喝，众语喧哗，与烟火气一起兜售的，依然是那个口口相传的民间老故事。

像一株苍天的大树，古街属粗长树干，两侧的巷道则是它的虬曲枝条；深藏其间的大院便是枝条上的累累硕果，有的已过度成熟，还有的已经风干……我常听人提起北京“大院文化”，搞得挺神秘的，其实，大理也有自己独特的大院文化呢，只是我们不善于总结和开拓而已。这条不长的老街上，古香古色的老巷道就有十七条之多，很有点意思吧。中丞街下段的苏家巷，其巷口匾题：“眉山古里”四字。凝思良久，我终于恍然大悟：宋·苏轼乃四川眉州眉山人，与苏家巷人同姓，巷里人亦喜读书。至于二者之间有无亲属或血缘关系，我就不去祠宗里看家谱了。巷道迂回西出，便是红土坡的“大井”，泉水奔涌，甘寒清醇，与不远处的“二井”皆为本地名泉。据白族史学家施立卓先生《龙尾关碑记》所考，此处居民长寿，巷闾多八、九十岁老者，与常饮井水有关。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

一个下午，我从中丞街走下龙尾街，又从龙尾街走上中丞街，最后才伫立于寿康城头，用开阔的视野打量着整条老街：沧桑岁月，它延续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映放着绵长时光中的日常记忆。它不必喧哗，自有声响，也自带流量。三百来米的街道很快就能走过，它既有天下一朝一夕的安然若素，也讲述着时代变迁中的豪情壮志。

临走之时，我在街头再次遇上了刘伯母。她老人家拄着藤条拐杖，极和蔼地招呼我回家坐坐。我谢绝了，频频挥手向她告别。夕阳下，我看见老人始终微笑着。灿烂的光映衬着古街，也映衬着她的笑脸，色调竟是那般的美丽与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