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于马帮古道的缱绻乡愁（一）

千百年来，在苍莽无际、山高水险而道路崎岖的滇西高原，交通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马和马帮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自古纵横穿行于滇西大理一带，因沟通滇、藏、川、黔、桂及祖国内地与睦邻友邦而闻名中外的蜀身毒道、博南古道和茶马古道间，便川流不息地跋涉、奔走、跃动着矮小精干而行动灵敏耐力较强的“大理马”的矫捷身影。

以大理命名的“大理马”亦称滇马，是西南地区著名的古老马种，泛指古南诏、大理一带的马种，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2021年公布的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前些年在剑川等地发现一百万年前野马牙齿化石及距今一万年前马的驯养种化石，说明滇西北一带早有野生马种存在，并曾驯化饲养。据《后汉书安帝纪》《桂海虞衡志》等史书记载：“大理马为西南番之最”“涉骏奔泉，如履平地”“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唯地愈西北，则马愈良”，说明“大理马”早在汉代就以良马著称。唐宋时代，“大理马”就远销缅甸、波斯等国。《南诏德化碑》记载：“越赕（现喜洲、邓川一带）天马生郊。”《新唐书·南诏传》载：“越赕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赕骏。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之，饮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随着古代养马业的发展，自汉代起马市日盛，巴蜀商贾已在边区交易马匹，唐宋时“大理马”作为“贡马”直至清代，著称于世二千多年。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马”就闻名于世，四川西昌出土的青石瓦墨石刻上出巡的南诏官员都是骑马代步，南诏王异牟寻与唐朝使臣“苍山会盟”时，出迎队伍中即有盛大的马队。《嘉靖大理府志》记述：“宋建炎买马以绵綵博于大理，绍兴四年，李域遣人入大理国买马，乃今不如昔之蕃，其故不可知已。”元代时，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大理，还看到云南人将“大理马”出售给邻国，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此州产良马，躯大而美，贩售印度。”可见自古“大理马”就是云南贩运国内外的大宗商品之一。

马帮运输在大理一带的历史十分悠久，大约汉代就开始流行，到了唐代南诏时期更是十分盛行。在运输过程中，往往几十匹或上百匹骡马集为一队，称为“马帮”。有道是山间铃响马帮来，古今闻名的“大理马帮”便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从宋、元、明、清至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时止的漫长历史时期，大川纵横、山高谷深的滇西腹地，那绵延无际的山林间曲折不尽的盘山小道上，便是以由“大理马”组成的“大理马帮”四通八达地沟通着中缅、中印和云、黔、川、藏、桂等省区及内地的交通，促进和推动着滇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串串、一群群奔走跃动于大山深壑间吃苦耐劳、精干结实的“大理马”的红褐色群体，仿佛一串串涌流奔波于古道的动脉血管之间的红细胞，为高原大山输送文明，为大理和滇西一带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高原的史册上写下了较多篇幅的不朽辉煌。奔波于蜀身毒道、博南古道以及普洱为起点，经大理、丽江、迪庆进入西藏，直至印度的滇藏“茶马古道”之间的“大理马帮”，如同一股股动脉血管，从四面八方沟通了中缅、中印和滇藏、川、黔、桂等地的交往，对促进大理地区与边疆、内地及邻国的物资交流、马茶互易，沟通各民族文化曾起过重要作用。

过去大理一带马帮很多，按规模大小不同分为大、中、小型，大型马帮上百匹，中型马帮几十匹，小型马帮一般只有三五匹，并掺杂驴、骡作短途运输，各地都有。按性质可分为官帮和民帮两大类。官帮主要押运官商的重要物资，民帮又分专营性常年马帮和季节性临时马帮。专营性常年马帮以运输为业，规模较大，骡马数可多达百匹以上，运输路线长、行程远，组织严密，人员有分工，首领叫“马锅头”或“大锅头”，下设“二锅头”“三锅头”“管事”等，还有一些行规行话。大锅头要熟悉马帮所走的主要栈道、货源行情，办事要公道正派，遇到事情都要由“马锅头”出面交涉处理解决；二锅头主要负责管理马帮账务，筹算合计马帮的伙食开销等事宜。马帮开销的核算，是“人吃马头抬”，就是每匹马骡都要支付一份马料钱。驮载炊具和食品的马骡叫“空驮”，马帮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锅碗瓢盆勺、柴米油盐酱醋都要齐备，缺一不可。季节性临时马帮多由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户所饲养的役骡役马组成，一般在农闲时外出经营，规模较小，骡马数也不多，通常承担短途运输，农忙时则散伙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也有若干家合伙的马帮，俗称“拼凑帮”或“斗凑帮”。特别是拼伙马帮上路时，谁带锣锅（一口锣锅可以做一二十人的饭）、谁带桶盆、谁带瓢勺碗筷都得事先约定好。马灯是必备的主要照明器具，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自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