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理市江尾乡的一个小村庄。当时,这里地处偏僻,离城镇又较远,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和乏味。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没什么文化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家乡的大喇叭。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上级要求搞“村村通”,我们村也不例外,先砍来栎木电杆,分别在村口和学校的小山丘栽下。播音器材是从公社领回来的,扩音机抬进最好的公房,两个银灰色的大喇叭就挂在电杆上,村里的孩子高兴得像过节。开播后,我上学就不会迟到了,早晨六点半左右,随着村口的喇叭声响起,我急忙起床;户外,喇叭里正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我边走边听新闻。走出村庄后,爬百十米山坡到学校,喇叭声刚好接上。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省电台正在播“云南新闻”,我走到家门口时,节目刚好播完。从喇叭里,我逐步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了解到国内和国外的许多大事。
社员的作息时间与广播相吻合,每天早上喇叭响起,生产队长便扛着老板锄,带领大家走出村口。中午和黄昏时节,大家在喇叭声里回家吃饭。每当喇叭响起,村里便显出几分热闹气息,人也会更加精神些。那时农村通信条件差,连大队部也没有电话,有社员家里人生了急病,便急急忙忙往大队部跑,要广播员打开喇叭,通知赤脚医生马上回村,赶往患者家里救治。村里开大会,也要一遍一遍在广播里催促,庄户人才三三两两往晒场方向去。
等到哥哥结婚时,家里虽置不齐“三转一响”,但还是咬咬牙,卖掉圈里的老母猪,买回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先放新房,后来,哥哥又把它放到堂屋。我用收音机收听中央台和云南台的“小说联播”,那些年我收听过《水浒传》 《三国演义》 《青春之歌》《夜幕下的哈尔滨》 《高山下的花环》等多部中长篇小说。进入八十年代,村子里的人开始买电视机了;到了九十年代,村子里的年轻人结婚,不再用黑白电视机,买的都是彩色电视机,先是29吋、39吋的,后来发展到70吋的。从此,喇叭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进入新世纪后,农村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随着电视机和手机的普及,小村庄的人开始不满足于用看看电视剧和用手机通通话,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掌握电脑技术和3G、4G网络手机的多项功能……我每次回乡村,年轻人会来开车接送。我发现他们的车上都配备有智能卫星定位系统,这绝非为了赶时髦;村里处处是新房,家家装网络电视和电脑,用于工作、学习和娱乐。不少农家还能步入信息网络,融入远程会诊程序、农科技教育程序及参与市场竞争平台。 一位40多岁名叫柱花的亲戚告诉我,她家前些年承包的果园叶黄果疏,产量一直提不高,后来,还是回乡的儿子服不下这口气,在网络上找到果木专家,请他亲自下地指导。结果,今年红花梨获得特大丰收,让周围的人很开眼。
我的家乡,从挂电杆喇叭的小山村变成为一个信息化乡村,很不简单。这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是一条从贫穷落后到文明富裕的发展道路。它见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变迁,见证了一代一代人的成长,见证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同时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信息产业和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才是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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