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红尘 苦寻家园（上）

2018年3月1日，就是费嘉去世三年有半的日子。读他的散文集《在河流之外》，有两段话让我深深陷落，竟然觉得也是我心中囤积已久要说给费嘉的话。不能当年灵前哭，也要三载灵后祭。一段是他生前为其书稿订下的主旨：“表现对我们当下生存处境的一种思悟，一种对于心灵居所的寻求，并试图赋予这种寻求以凝重的内涵和哲思的力度。徒步红尘，苦寻家园，在这种返回家园的旅途之中，使人生变得明亮起来。”一段是“人世沧桑，浮生如梦，我该回到我的树枝上去，回到充溢着泥土气息的根上去。我喜欢吹着口哨走进阳光，走进生命里那片圣洁的沉默和宁静。”这篇祭文的题目和三个小段的标题都是费嘉的。费嘉说：“一个作家只能活在自己的话语里，在话语之外，是别人的世界。”我宁可失去自己的话语，也愿在费嘉的世界里。

一，吹着口哨走进阳光

有人要契诃夫评价自己和解释自己，契诃夫说：“请去阅读我的作品吧，我的一切都已写在了那儿。”那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作家，要阅读其作品，还要在作品之外阅读其人，才能较为准确地认识他们。1994—2014，我整整二十年没与费嘉接触，只听说由普通编辑一升再升，升至《春城晚报》副总编，一片火热。按他的文学才华和写作势头，以及文场人脉和所处地位，大作不断发表，新书不断面世，评奖不断折桂，应是瓮中捉鳌、探囊取物、手到擒来之事。但直到去世我才晓得，1990年出版了薄薄的《费嘉抒情诗百首》之后，就再也没有出书。散文集《在河流之外》也是去世后朋友们张罗着出的纪念文集。我惊愕，惊讶，惊异。不合常规，不符常理，有悖常情。进报社30岁，57岁在报社去世，是创作的最佳年龄段。到底为什么？是否如契诃夫所说：“一切都已写在了那儿。”

费嘉在《感谢生活》里写道：“我就这么简单：那种急于拥抱生活的热望，那种云水翻滚天地阔的胸襟，那种不顾一切扑上去的青春的活力，使我忽略了许多东西，只凭一厢情愿地闯进生活。”早就意识到了“简单”、“忽略”、 “一厢情愿”。《钟声》里写道：“1982年秋天，一群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怀揣着长剑出鞘的大志走出校门。面对那些顾盼自雄的风度，那种长啸激荡的热血，我只能沉默。我几乎是溜走的，很难说是毕业，倒像是一枚书签从一本大书中悄然滑落，意外地中断了我对于这本书的阅读。”非常明白的“一枚书签”和书签立场。“直到若干年后同学们又回拢过来重聚一堂，却使我宛如置身一场商品交易会。这些当年像勘探队员一样在书本中敲敲打打的上进青年，最终只找到一个 ‘钱’字。面对喧哗与骚动我再度沉默。”影响了费嘉一生的普希金，至死没有“低下诗人高贵的头颅。”费嘉的两度沉默，也是高贵的！《翠湖边的人和事》写道：“时下，教授学者满地乱跑，亲权力的比官员还官员，近名利的比商人还商人。我喜欢这种沉静：胸有奔雷，面如平湖。”居报社高位，处文场中心，这样清楚这样明白的“一厢情愿”者和“一枚书签”，以及诗人的高贵，莫说用权力交换什么，即使权力光环下已被潜规则认可的常规常理常情的获取，都会觉得别扭和难堪。对自己炙手可热的权力保持洁癖，尊严自己也不消费别人，免让别人蒙尘。这样规范手中的权力，是对权力最诚实的尊重，也是对权力最诚实的轻蔑。故他洞澈：“水的雅洁在于它能独立于世，不似人总是喜欢在一环紧扣一环的关系中不知不觉便构成了污染。真正的透明，真正的寂寞，是在那永不可知的具有深度的暗处。” 费嘉用一本薄薄的诗集，一册厚厚的纪念文集，让“暗处”走进阳光。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嗟叹大学培养了不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云南大学的银杏校园，却为云南高原贡献了费嘉这样的学子。费嘉说：“对于母校我远不是那种能为它增光添彩的人物，但如果有人使它蒙羞含垢，我或许能为它拂去那些灰尘。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母校，但我们却可以牢记它的启蒙形象：众神居住的高地，人类理性的堡垒。”一到了成熟的秋天就满目金黄的银杏，寿数千年以上，称为“活化石”。费嘉的云大银杏，当然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