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学作品,或者说一个成功的作家,应该是这样的:作者微笑着写,读者读着笑出声来;作者蹙眉微有愠意,读者怒得几乎冲冠拍案;作者面有戚容,读者满脸是泪。就是说,作家不仅与读者息息相通心心相印,而且所写之人所写之事,透彻到底,典型到底,深刻到底,从而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妙力。读黄尧兄大作《洗澡》,我就好多次忍俊不禁笑出声来,不得不叹服文学的微妙,文字的魔力。明明一点儿洗澡小事,却把童年写给中年,中年写给童年;把个人写给时代,时代写给个人;把满足写给快乐,快乐写给满足。有点天马行空的味儿。
童年洗澡是母亲的工业化操作。几个孩子脱光了,像滑萝卜似的站着,母亲“揪过一个来,抹上几把水,打了肥皂,推一边去;再抓一个过来,抹几把水,打肥皂,再推走……等轮过一圈,再将打了肥皂的滑叽叽的家伙拎了来,使劲搓擦,推一边去,再轮到下一个。”不由得想起卓别林电影传送带上的机器零件。这样做省水,省水就是省钱。这样做不省力,为了孩子,母亲舍得花力。孩子也不是太小,自己也可以敷衍过去,不必这么认真。何况家里还有男女佣人。但,“我的母亲偏不,她的孩子,她就得自己洗。”刚才还在为卓别林工业化的一幕发笑,现在又几乎流下泪来。想到我的也“偏不”的母亲,每次把我按在大木盆里洗澡,也是“她的孩子,她就得自己洗。”已经远逝的童年,就这样,被黄尧兄又调侃又哀伤地唤了回来。
澡毕的第二道工序“蜕皴”:手上已有裂意尚未正式裂成口子的裂纹,用热水泡透发熟,用工具将其磨平蹭掉。工具中,最柔和者是粗毛巾,其次是丝瓜瓤,顶级的“刑具”是可以磨刀的细砂石,大理乡间还有瓦片。那时的孩子大多“花子手”:一是裂纹如花,二是又脏又裂像叫花子的手。那时的孩子同大自然亲密接触,是“自然”的孩子。玩水拌泥,摸鱼捉虾,上树抓鸟,下河洗澡。还有专门在地上做的游戏:弹玻璃珠,打陀螺,拍洋画。黄尧说,其状态是四爪着地,退到“进化”之前。抵抗冬天的寒冷也是自然手法,沿墙根站成一排“挤油渣”。一旦挤爆,发出的欢笑也同挤出的热汗一样,可以忘掉冬天忘掉寒冷。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有形形色色的玩具,有各种各样的电子宠物,有精致保暖的防寒衣、裤、鞋、袜,还有空调。
那时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打赤脚。因为赤脚学生太多,学校不得不规定,不准打赤脚进学校,还派学生会干部在校门把守。不光是因为穷,更多是因为赤脚自在舒服,能够让脚板心像贴着人的皮肤一样贴着地球的皮肤——土地。赤着脚还滚铁环,不滚则把铁环挂在身上,可以想象那是将军凯旋的绶带,或是土皇帝自己认可的别出心裁的自我加冕的王冠。扳起一支膝头独脚跳着斗鸡,斗败倒在地上,一鼻子泥土和青草的芳香。还有流传了几千年,胯下夹一根棍子当马骑,一边吆喝着自己,一边大汗淋漓地享受骏马奔驰的快感。就这样,黄尧轻轻点拨一下,稍稍绘声绘色一下,就拉出一大串童趣,就回到久违的童年,就又天真又单纯又可爱了起来!
第三道工序是护肤。即使物资贫乏的年代,护肤用品也不少。从甘油,凡士林,到蛤蜊油,蚌壳油,百雀灵。黄尧的奶奶还用蜂蜜给宝贝孙子防皴。蘸一点蜂蜜,点一滴水在手心里化开,涂在手背上。孙子有了冻包,或裂子开得太长太深,奶奶会老泪纵横叫起来:“呵啊呵”。三个像声词,黄尧就这么写的,非要让奶奶的声音惟妙惟肖传给你。百雀灵的盒子,铝质的,薄薄的,圆形,可以用来装昆虫,还可以钻一个小洞,接上丝线,做成土电话,升华为当时的“高科技”。还有奶奶,妈妈,姐姐用的雪花膏。两个姐姐都用它来擦手擦脸,每次一点点,十分吝惜。男孩不用雪花膏,鄙弃脂粉,宁肯受蜕皴的苦刑。但雪花膏,是同奶奶和妈妈连在一起的十分温馨的再也回不来的岁月。黄尧十分动情地写道:中国妇女有一个雪花膏的时代。那是一个美丽而并非苍白的时代。那时的妈妈会对很小的孩子说:“来,擦一点‘香香’。”——这申明很好,只一点“香”而已,是外在的非自然的少许的享用,没有美饰的奢望和苦恼。这样看下来,童年的任何一点小事都不小,都可以写得很皮实,很厚重,很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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