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澈是怎样炼成的（二）

“年轻时，多少人，不曾用一册自己喜欢亦漂亮的小本子，记下自己青春的梦？”世杰兄写道，“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但终因眼见无数人因日记闯祸，因日记遭罪，便早早地一弃了之。那是连将日记也视为畏途的年代。”我与世杰兄同庚。十七岁时，也用一册自己喜欢亦漂亮的小本子，作为笔记，抄了拜伦的名诗《西风颂》。室友翻出上报。罪名是“东风已经压倒西风，怎么能西风颂！”幸无大碍，没作任何处理，只是召开会议专题批判。不惟日记和笔记，书信有时也在畏途之列。在不容许隐私存在的情势下，坚持日记本来就十分不易，写下来，藏下来，存下来，能够在今天作为瑰宝面世，确乎人间奇迹。写，藏，存，靠的什么？世杰兄讲了一个故事：“越战期间，一个美国男子，每晚都点着一根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其反战立场。即使雨夜，他依然拿着蜡烛站在那里。有记者忍不住问他，先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着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吗？他回答说，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一枝蜡烛，一册日记，确乎改变不了大的什么，无非是与林徽因、闻一多们同脉相承的一种精神走向和人格张力。按易卜生的说法：“在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人是孤独地靠自己站着的人。”按以赛亚·伯林与阿赫玛托娃一夜长谈之后的认识：“个人良知的绝对坚守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按世杰兄对《映秋院日记》的感受：“有礁石浅滩的凶险，卵石的创痕伤痛，贝壳的空寂落寞，但无论高唱与低吟，迂回与湍急，曲折与跌宕，都无声地灌注着我生命深渴的空杯……”这些，都是对人类基于真善美应该持有的清澈，作不同角度的诠释而已。

世杰兄以树譬喻乔公。乔公自己也写文章：《想变成一棵树》。为了自己清澈的人生，树说：“1964年，我大学毕业，留在中文系教书，教的是写作课。业内朋友都知道，写作课，这是重体力活，聪明的人干上两年差不多都会逃之夭夭。我没有逃。我像一棵树似的种在这个岗位上了。”因干体力活不怕苦累，非攻文史专业的学生，也常来选修他的课。即使“把大学办到工厂农村去”的年代，在奇冷酷热的破旧铁路车皮里，也把一堂堂课讲得深入浅出万般有趣……。为了葆有清澈的童心，树说：“我愿生长在密密的大森林里，为少年朋友，记下青藤、野花、山溪编织的许多故事。一头指向蓝天，一头顺指大地。”以清澈亮丽的童心，写出一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山野之魂》《醉鹿》《哨猴》《太阳鸟》《黑闪》《三棵树》等等。《太阳鸟》成为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群的冠名。《三棵树》，一棵写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一棵写于小勐养自然保护区，一棵写于南贡山原始森林。这些地方都是树愿意生长的密密大森林。近年的一次文学座谈会，平素寡言的他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谈幼时读书习文，谈无微不至的母爱，谈如何从滇南到昆明求学，谈假日坐小火车一路颠簸，下了火车又怎样慌慌忙忙去赶最早那趟班车，八十岁的老教授，竟然动情失态，哽咽不已，童心一片……。为了自己和别人不忘清澈，树说：“老校长李广田先生说过：‘一棵树，有时比一个人还要可爱。’确乎如此，一棵树，有时，也是我们很好的老师。”我与乔公因儿童文学结缘。在昆明多次亲聆师教。恢复《洱海》小报向乔公约稿，乔公专写《文人做官》寄我。其时我任文化局长一年多。乔公挑了一位与我同姓，同在大理地面任职的历史人物，以详尽确凿的史实，条分缕析，循循善诱，把我教得目中有人，心中有文，胸中有数，脚踏实地去做一个“文章写得好，官也当得好”的书生清澈梦。

回顾我们这代人七八十年走过来的路，我喜欢徐怀中老作家老先生的一段话：“我读过这样一段箴言：‘一个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渐渐平展开来，直到恢复为一张洁白的纸。人的一生一世，也应作如是观。’现在对我而言，时间很有限了，但我还是会在文学写作这一泓清澈的泉水中浸泡下去，直到重新平复为一张白纸。”文学写作也是一泓清澈的泉水。我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