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源于《山花碑》的力量和责任

六百多年前，当明代大理白族著名学者，“桂楼先生”杨黼创作《词记山花·咏苍洱境》（俗称《山花碑》）时，一定不会想到，这首词后来会被刻成碑，镶嵌于大理喜洲庆洞庄圣源寺观音殿壁柱间，流芳百世。

他更无法料到，六百多年后，一场叫“破四旧”的运动，将殃及这块碑，面临即将被销毁的命运。

幸好有一位教古文的先生——今天白文方块字非物质文化遗产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张亚的爷爷，当时在庆洞村上门，给村人想了一个办法：用石灰泯碑，再涂上锅烟和黑泥。这样，碑文得以留存。

1958年的一天，张亚在大理二中读书，弥留之际的爷爷让人把他叫回家中，告诉他，在圣源寺观音殿壁柱间、锅烟黑泥和石灰掩盖下，有一块《山花碑》，要他找文物部门，把碑取出来。

张亚这才明白，过去爷爷一直教他的那块碑文，原来在圣源寺。

其实，张亚早就在工分底簿上默下《山花碑》，媳妇用白棉纸包好，放在罐子里，掘地三尺，埋在床底，因此除了圣源寺的碑文，《山花碑》还有一份手稿被留存，更重要的是，张亚经爷爷教授，全部会读，又经由他，以及他的白文学校，教授给很多人。

张亚1944年出生于大理州大理市湾桥镇向阳溪村，白族，自幼向爷爷等一些长辈学习，对山花词、大本曲等白族民间艺术耳熟能详，尤其是在爷爷那里学习到很多关于古白文的知识。

1977年，张亚在当了30年民办老师后退休，从此开始了白文教学工作，并于1994年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正式成立大理州白文学校，任校长。

2017年7月7日，笔者来到张亚的白族学校，湾桥镇向阳溪村北片文昌宫，一院小楼里面，大门是典型的白族门楼式样，青瓦白墙，飞檐翘角，正中“崇文院”三个字。

进门，一派热闹景象，原来，这文昌宫还是村里的老年活动室。东面楼上6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正是白文学校的教室，“永久性借给我们使用”，张亚为校址的简陋深感无奈的同时，又为村里的慷慨略觉欣慰。

张亚校长已经73岁了，满面风霜，一头白发，看得出来手脚也开始不听使唤，唯有双目炯炯有神，说起白文以及教学，思路清晰，字字铿锵，一股笃定之气，让人感怀不已。

据张亚介绍，白文有两种，一种是用国际音标来标记白族话语音，音和义之间并无关系；另一种是古白文，即白文方块字，是似汉字非汉字的记音符号，采用汉字的音读、训读、自造新字以及汉语借词等多种方式来表达白语，多为民间艺人所采用，音和义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比如，白语“厚”音差不多为“更厚”的读音，白文方块字写为：“更厚”，表“厚”意；再如，白语“眼泪”音差不多为“米西”，白文方块字写为“米西”，表“眼泪”意。

长期以来，《山花碑》被喻为“白文第一碑”，是古白语最典型、最完整的一块石碑，当年杨黼先生就是用方块白文写下了10首20阙80行山花词，赞喻苍洱风光，抒发怀才不遇、人生无常的感慨。“山花体”也成为白族民歌最为普遍的诗体，每首有8行，分上半阙和下半阙，第一句三字、五字或七字，第二、三句为七字，第四句为五字，所以又叫七七七五或三七七五体诗。

“《山花碑》只是古白文碑中的一块，还有五块，记录了大理古白文。”张亚说：“根据现有的古白文资料，白文共有3000至4000字。”

自1994年8月18日大理州白文学校成立以来，张亚带着村民“依农事而定，农忙少学、大忙不学”，通过夜校班的方式，6人一张套桌，对本地区农民进行教学；近年来，针对大中学生假期才有时间的实际，一年两期，分别在寒假和暑假的时候举办“白语强化应急培训班”，培训时间2周左右，培训费每人200元（包括书费），也建起了白语文化接待站——兴兴商店，学员吃、住都可以在商店里面。这样前前后后，共计培训380人次，其中还有外国学生。

让张亚深感遗憾的是，由于白文在现实生活中不具备实用性，白文教学更是不产生经济效益，所以儿孙和更多年轻人一样，对白文以及教学不感兴趣，只有他苦苦支撑。好在村里的支书杨知青充当自己的助手多年，已经完全学会白语，可以和他一起任教。

“关于白语教学，我有两个愿望。”聊及白语教学的未来，张亚说：“我也不止一次和采访我的媒体说过，一是希望咱们白族自治州出台相关汉、白双语教学实施的文件，为白语学校配备相对固定的师资；二是恢复白文学校幼儿班的双语教学，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