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哭泣如歌

是在清明节回鹤庆时拿到《夜殇》这本小说集的，作者张淼是我的同乡，他把书匆匆送到我的小区，来不及小坐，又匆匆离开，因为正在装修房子。那种匆忙似乎正以它的方式赤祼祼地提醒，再怎么文学，都要回到生活中去，仿佛这是一场拉锯战，梦想和现实，诗性与生活，就是这样水火不融而又生死相依。那种提醒，也似乎暗示了我在读整个小说集时，感受到文字中呈现的无所不在的矛盾和痛楚。

张淼自己说：“我对现实社会很感恩，只是不满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无奈。”

还说：“最重要的，一是我对一切充满感恩，包括这个伟大的时代，以及我周围的一切。所以我在序言中有一句话，大意是，感恩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以及不爱我的人和我不爱的人，是他们，教会了我坚强。二是，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这和其他的一切都无关。我个人，必须承受自己应该付出代价的苦痛。”

回到小说集，《瞎子》《夜殇》《方程式》《嫁妆》《天圆地方》《三月桃花四月柳》和《春事》，七个小说，最大的感触一是语言，二是人称，三是结构，四是审美和价值评判。

先说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以语言为工具的同时，这个工具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读张淼的小说，最直观的感受是长句子，以及大段复句的运用，有时候一长段只是一个句子，需要憋着气地读，很考肺活量，但自有种说不出的酣畅。如《三月桃花四月柳》中：“却看见那一片粉红的花瓣刺破阳光的背影把自己的娇媚铺满了辽院的晴空”，“柳依依突然看到热闹地簇拥着的月季花仿佛一夜之间就将偌大的学海包围了……”这种长句子的运用，无形中为作品带来一种跌宕起伏的沉重和悲壮气息，如同滚滚洪流滔滔江水，为《嫁妆》《天圆地方》等小说中的悍匪张结巴、流氓刀巴等人物以及人物背后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注入有如交响曲般的悲怆力量，从而打动人心。

再说人称，七个小说，除了《三月桃花四月柳》，其余六个小说都是第一人称，让小说在第一时间就将读者一把扯进作者的小说世界，身临其境地和作者中的一个个“我”同悲同喜，同饮同醉。

再说结构。读张淼的小说，你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小说结构之稳健，构思之缜密，逻辑之清晰，而又毫无雕饰之赘，浑然天成，可以说，他的每一个中篇小说，都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的结构，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只是不知道，生活在滇西北高原小镇的他，身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在背后没有强大的团队、资金包装运作的前提下，是否会有某个特别幸运的摄制团队，关注并拍摄他的作品。作为一位作家，他完成了自己创作的使命，剩下的，就不是他的责任了。他所说的无奈，或许有此之一吧。

最后看审美和价值评判。在张淼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传统道德意义上“正经”的女人，尽管作者在字里行间对她们报以同情，尽量给她们圆满的结局，但她们的悲剧色彩仍然浓烈惨淡，无一不身心俱毁。很显然，在张淼的小说中，我们读到了活生生的现实，却读不出评判，相反，读出了一种对“我”的一次次纵容。

张淼大致认为，首先，这是对传统审美和道德的一种突破；其次，这是“潜意识里的某种情结”，“活着真累，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可是累的背后，又是一种隐秘的幸福”；再次，“我一直都在考虑，研究一下城市底层女性的文章，就是时机不成熟，所以，我的潜意识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关于我的角色对换问题，他说：“这些东西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为写而写，只是一种宣泄。”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来了，在创作中，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作品背后作家的审美和价值评判，应该占有多少份量？任何一件作品，隐藏在背后的，都是作者的审美和价值评判，即使你没有在评判，你没有评判的态度就是一种评判！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的哪怕一丁点类似“时机不成熟”的失误，一次毫不经意的“宣泄”，一次对自己情绪的“纵容”，都可能对公众造成极大的影响和精神引领，并且，如果这个作家的语言、叙述、结构的功底越是深厚，影响就越是可怕。

记得去年采访萨顶顶时，她强调了一个理论，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强大的能量球，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放进去的正能量越多，这个球就偏向正能量，反之则反。艺术家如果作为“自己”出现，怎么宣泄怎么放纵都可以，但是，你一旦作为公众人物出现，你释放的能量就一定是需要有所选择的，因为我们的能量球需要更多的正能量。

写到这里，我想说，如果在张淼的小说中有什么遗憾，正是这个，社会责任和审美价值评判。这是作家之为作家，最基准的尺度。

以此为尺度，在整个小说集中，我偏爱《三月桃花四月柳》，或许因为这个小说写的是校园生活，作者身为人师最熟悉的生活场景，所以，尽管只是一个小片断，一段青春情愫，但叙事诗般的长句子，稳健的结构，栩栩如生的老班、数学老师、柳依依等人物形象，还有那片极具象征意义的桃林，无不呈现出生活之美、青春之美和文学之美。而柳依依，作为整个小说集中唯一一位以正经形象出现的女孩，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给我带来桃花般的美丽，读来如沐春风，如饮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