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星程

穷孩子头上也有星空。星星眨眼。我也眨眼。星星想什么我不晓得。我呢，想诗，想诗人。

除了普希金，裴多菲，海涅，还想艾青。一位用乳汁哺育诗人借以维持全家生计的乡下保姆，在他的诗中，不仅是生命的乳娘，还是铸就人生路标人生意义的伟大母亲。少年诗人离开像榕树一样平凡像水牛一样愚笨像老人一样衰败的村庄，心不得安宁不能安生，誓言老了还是要回来同村庄在一起。他看见乞丐在北方伸着永不缩回的手。他看见赌博的人们赢和输变换着，不变的是污秽，破烂和愚蠢。从而有了留给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时我十四岁，正是需要诗、远方、真情喂养的时光。

恰好这时，一位二十二岁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带着他的毕业论文，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一书，首印两万六千册，登上中国文坛进入中国社会。那像艾青诗句一样喷发激情和真诚的文字，也一下子点燃我的少年心。书《后记》落款，不仅有作者姓名，还有时间地点：1956年10月27日于昆明。书内文记，1946年作者十一岁，在白色恐怖的西南边疆小学，第一次听老师悄声朗诵艾青的诗。据此两点，我向一直漂泊在外，思乡甚切的母亲断言，作者是云南人。母亲毫不犹豫掏出四毛钱，交我买下这册三毛八分钱的书。挑水卖、挑煤卖的家庭，一天收入两毛钱，便喜出望外。就这样，我和母亲，不知不觉，成了这颗文学新星的追星族。

此后，这支牧歌这本书，便同普希金、裴多菲、海涅、艾青们的诗集一道，伴母亲和我，从贵州遵义到云南大理，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到大山。伴着我，从牧羊人，烧瓦匠，樵夫，农夫到银行职员，国家公务员。当然，这支牧歌这本书，也伴作者从一夜成名天下知到一朝名损天下议。这歌这书，若负原罪，可以随时拿来说事。诗星也从星空落入人间。我晓得了，书的作者，诗人晓雪，不仅是云南人，还是大理人，还是白族。我们，同乡同族。遥不可及的追星，成了可以亲近可以靠拢以至可以在心的深处默念诗人为老师。

第一次见到晓雪老师，是1979年云南饭店，文化大革命结束云南省第一次创作会议。老师一辆单车，来来去去。见与会者，都点头微笑。礼貌，温良，谦和。修长的身材配以优雅的骑姿，视线要从他身上移开，很难。二十二岁创作牧歌的激情、自信、活力，似乎又被难忘的八十年代召回。迄今，为四百位作者写序，四百万言作品面世，藏书几万册，放生命俯俛志业，任书文纵横人生。其间，让我遭遇牧歌一般震动的，是老师的长诗《大黑天神》。因拒命撒瘟丹毁灭人类而遭天帝毁灭的天神，在诗的最后：“于是大黑一口吞下全部瘟丹/他自己一人忍受全部瘟疫的灾难/他的脸更黑了，却把光明永远留在世上/他立刻就死了，却把亿万生命留在人间//他从此离开了玉皇统治下的神仙队列/却比任何神仙都更令人崇敬和怀念/他从此结束了天庭里的神秘生涯/却在人间树起了高大的榜样，立地顶天！”

仅八行诗，便将白族民间英雄推入了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们普世英雄的行列。仅一部长诗，便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作了沟通和融汇。

自然，有了大事，便想到老师。1991年，下关文化馆邀请王蒙来大理过三月街民族节，老师也应约而来。1997年7月1日，大理市文化局重铸消失了一千一百年的南诏建极大钟，并在香港百年回归之日撞响。老师又应邀而至，并写下美文《苍洱钟声》。文章以曾经悬挂建极大钟的胜概楼的楹联作结，将千古钟声的前世今生，来生来世，全然写透：“大叩大鸣，小叩小鸣，普觉梦中之梦；一声一佛，千声千佛，遥闻天外之天。”

纵令有了这些，总觉得同晓雪老师之间，还应当有点什么。冥冥中似乎自有安排。2017年4月8日下午，老师来话，4月9日上午十时，在大理古城的天龙八部影视城，举行晓雪人生纪录片《高原晓雪》开机仪式，要我去。当即想到，老师的发轫之作，也是他人生重镇的《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与我这个底层读者相伴六十年后，作为民间藏品，正是见证诗人文学人生和文学生命的极好机会。书从书橱取下，书页黄脆，书脊生裂，书角起皱。六十年，多少风雨！多少遭际！多少个不容易！

四月九日，漫天响晴，晨光旖旎，终于将书呈于老师手中。不光我俩激动不已，在场文人雅士，皆为惊喜。于是在开机现场，有了我和老师的三次拥抱。第一次代表1957年。十四岁少年向二十二岁诗人追星。第二次代表2017年。历经一甲子，整整六十年，八十二岁的老师和七十四岁的学生，相聚相认。第三次，不代表任何年月。同乡同族，乃天生天然之物，不可更改，无可代替，永续永在，超越时间。我同晓雪老师的六十年，由母子追星——心内立星——恒久存星。

老师将六十年前的首版真本置于桌上，硬要写字。于是书的扉页，有了书的作者六十年后的四行竖写：“从贵州到云南，珍藏六十年，谢谢焰铎兄，友谊似海深。”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彝族作家纳张元，整整小书十岁。对着书，拍照不停，唏嘘不已。晓雪老师展眼苍山洱海清透一碧的长空，浩叹——

“这也是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