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居大理古城银苍路的周家,是一个有着家教渊源的书香门第。
周仁,字子安,清咸丰九年(1859年)诞生于云南大理。他从小勤奋自律,饱读诗书,孝亲仁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十二年一次的“金榜孝廉科”拔贡中,他被大理县推选,又经云南省学政司举荐进京殿试,以优异成绩高中,先在翰林院任编修,后派往广东等地为官,从县知事、知州、汕头道尹到民国初年的六省军饷总办,二十多年官宦生涯,他勤于政务,爱国忧民,廉洁有声,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授嘉禾勋章和荣誉证书。
民国九年(1920年),周仁回归大理,继续为家乡的公益事业和文化建设倾情奉献,他重书的“永镇山川”,永远定格在崇圣寺三塔东照壁上,他撰写的“中和寺长联”、“文献楼联”成为千古绝唱。
为官清廉的周仁,生前除一方房屋外,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仅于故居书立“爱莲堂”匾额和“濂溪世泽”条幅,分别悬于屋檐和庭院照壁,以示为家训。
“爱莲”、“濂溪”源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撰作的名篇《爱莲说》。周仁十分尊崇周氏先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净植”的莲荷气节,做人,洁身自好,堂堂正正;为官,则勤政廉明。他要求自己“案无积牍(公文),囊无孽锞(钱财)”。莲,就是周仁的自身写照。
在周仁言传身教下,长子周维钦学而有成,为获博士学位赴日本留学,不幸重病客死他乡。次子周维嵩继兄攻读,毕业于广东高等法律专科学校(中山大学前身)。他不仅在法学上,而且在古代汉语、中医中药学、书法、篆刻、音乐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他终身义务行医,也曾在省立大理中学当过教员。
鉴于周维嵩所学的法律专业,他在全国著名的“史良律师事务所”当过律师,应聘出任过滇军军法处长,又先后两届受云南省政府委任丽江宁蒗设治局局长。
无论是在军界或政界,周维嵩都秉承先父修身养德,不与世俗同污的高尚情操。任军法处长时拒收贿赂,严明公正执法;在贫寒的宁蒗,他生活俭朴,为人谦和,与民族上层或平民百姓都关系融洽;他关注民生,亲自走访调研制订规划,开渠引水发展生产;他关心民间疾苦,百姓称他“父母官”,当今文史研究者评价他是“有信念的旧知识分子的典范”。
更可贵的是,正派睿智的周维嵩,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深明大义,说服有实力的土司和彝族头领们放弃对抗,和平解放了宁蒗,使人民免遭战火,自己也以起义人员和民主人士身份安然隐退,直至寿终。
新中国成立后,周仁的嫡孙们都以自己的学业、才干在机关或事业单位努力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感恩社会,其中也不乏一官半职者,但从不以权谋私,不摧眉,不折腰,执政为民,不染淤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甚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中遭受折磨时,他们也坦然面对,不怨天尤人,坚毅忍辱,终于拨云见日。迎来新生后,更加昂扬奋发而有所作为。
周仁嫡曾孙共二十个家庭,可谓枝繁叶茂。
这一代人承袭书香门风,刻苦求知,学业精进,不少是大学本科或专科毕业,有当教授当编辑做学问的,有科研开发获得成果的。即使是“知青”下乡或参军者,也都通过补学或函授,取得了大专学历。
如今,周仁的嫡曾孙在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都安守本份,尽职尽责,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属于下岗经商、自谋职业的,则遵纪守法,用勤劳和智慧,获取正当利益。面对社会转型、竞争激烈、世风驳杂的现实,他们依然恪守做人品质,绝不触及良知和道德底线。
这,就是世代相传的周仁家风,概括起来三句话,十二个字:洁身自好,忠孝仁义,诗书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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