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时代

“九隆神话”是洱海英雄时代的序曲。

自西汉以降，中原王朝无不关注洱海在其霸业中的地位。他们不断地派遣军事和情报人员潜入这块处于英雄时代的神秘地区。隋朝的史万岁，唐初的梁建芳就是这样的使者兼特务。梁建芳给王朝的情报叫《西洱河风土记》，描述了一个波平静如镜一般、“无大君长”、“各擅山川，不相役属”的“河蛮”社会。“河蛮”是外地人对居住在洱海边一个文明族群的称呼，尽管这个族群“有城郭村邑，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种植稻、麦、栗、豆和纺织工艺、六畜养殖已经“与中夏同”，“人众殷实，多于蜀川”，但在中原来人的眼中，这个族群仍是异类，故称之为“蛮”。使者还发现，除了河蛮之外，洱海周围还是一个“部落支离”、“首领星碎”的分散局面，要控制必须利用策略予以统一，最终形成国家意志和政权力量方能长治久安。在这个统一的过程中，唐王朝巧妙地选择了并不十分强大的蒙舍诏扛大旗。于是，洱海周围就出现了最后扩张到云南广大范围内煊赫一时的南诏和大理国的大英雄时代。

明代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有一次泛舟洱海，突发思古幽情，吟了一首《泛洱水》诗，诗中有“忆昔此水涯，建立多英雄。浩歌一洒泪，天地无终穷”这样讴歌英雄时代的诗句。

南诏大理国的统治阶层不乏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们一直自觉采用并坚持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开放的国策，顽强地汲取中原、吐蕃乃至东南亚的文化，不断充实着洱海文化的内涵。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和分别来自中原和印度的佛教文化。这种文化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元初郭松年的《大理行记》那两段经典名句之中。其一是：“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葬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遗风焉。”其二是：“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

洱海文化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并涵盖到云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主流文化，因此又称南诏大理文化。马曜先生说：“以洱海为中心的南诏大理文化，是在中原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影响下，以白族先民为主包括彝族等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