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红薯香

那天，女儿买回两个烤红薯，品尝着香甜的红薯，不由得勾起了我对红薯的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老家种植的粮食除了玉米、水稻外就是红薯了。每年到了红薯丰收的季节，生产队里就会组织劳力刨红薯，然后按家庭人口进行分配。田里的红薯堆得像一座座小山，过磅员按着名单称红薯，因为分到了几百斤不等的红薯，各家各户都像要过春节一般高兴。

我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是民办教师，我家的主要劳力是爷爷。妈妈下课后便直奔田里，帮着爷爷挑红薯。还未上学的我便担负起了照看这堆红薯的任务。此时，刨过的红薯地生产队便不管了，我就和小伙伴们在地里翻捡，往往会挖到一些遗漏的红薯，我们像捡到宝一样高兴。天渐渐黑时，我家的红薯还有一些堆在田里。这时，已经把红薯全部运回家的乡邻们会帮我们家运红薯，人多力量大，你一担、他一担，不一会儿，就全部运完了。

那时，红薯是冬季的主打粮食，妈妈怕我们吃多了反胃，会变着法地做红薯美食，爆红薯片、炸红薯饼、炒红薯条、煮红薯粥、做红薯粉，当然，我最喜欢吃的是烤红薯。中午做饭时，妈妈在柴火灶膛里放上几个大小适中的红薯，在柴火的“噼啪”声中帮红薯翻身，大约半个小时的工夫，米饭煮好了，红薯也差不多烤熟了。我们兄妹仨围在灶膛门口，看着妈妈用火钳夹出一个个红薯，心急的我们，拿起滚烫的红薯，在左右手上来回捣腾。等到不那么烫了，撕去红薯皮，露出橙黄的红薯肉，满屋都是红薯香，我们吃着焦黄松软的红薯，手里暖暖的，心儿也暖暖的。

后来，我上小学，妈妈会在我的书包里放上一个洗干净的生红薯，带到学校当零食。每天中午，学校里都会响起货郎担的铜锣声，我们把货郎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货郎担的主人是个十五六岁的姐姐，编着两根长辫子。有一次，我看她吃生红薯，怯怯地问她：“我用红薯向你换东西，行吗？”她惊喜地拉着我的手：“好啊！以后中午，你到码头边我停的船上换！”于是，我书包里的红薯由一个变成了三个，小的换成了大的，书包中的文具用品也多了起来。当然，这些，我是偷偷瞒着妈妈做的。不久后，被妈妈发现了，在妈妈的“逼问”下，我道出了实情。妈妈说：“长期吃生红薯，对身体不好，你还是带熟红薯给她吧！”于是，饭后，妈妈便会用牛皮纸包上两个烤熟的红薯，催促我赶紧去“换货”，远远地，还听见妈妈叮嘱：“人家给你文具用品你只能要一个小的，意思兑换一下就行！”长大后，我才明白，妈妈左叮咛右叮嘱的含义：红薯直接送给货郎担姐姐，会伤她的自尊；物物交换，恰到好处，行善行得不留痕迹。

之后，我和货郎担姐姐成了朋友，才知她远离家乡，一个人以船为家。于是，隔三差五，我会带货郎担姐姐到我家里玩，妈妈也会教她识一些字，煮红薯粥或是做红薯饼招待她，货郎担姐姐喝着热乎乎的红薯粥，说是喝出了妈妈的味道，这个冬天，也让她过得快乐又暖心。

如今，我再次回忆起那悠悠岁月里香甜的红薯，有温情缓缓划过心尖，仍然感动于那些红薯里的爱。质朴的乡邻使我懂得了助人为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善良而又好客的母亲教会了我如何恰到好处地温暖别人。甜甜的薯香，浓浓的乡情，成为可供我一生品咂的人生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