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灌溉　让大爱永生

生死更替，万古皆然，有的人想尽办法延伸生命的长度，用财富和地位丈量生命的价值；而有的人却用大舍大爱的精神，拓展生命的宽度，用生命最后的光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无疑，吴永生老先生属于后者，在生命行将落幕之时，他把遗体无偿捐赠给了他挚爱的医学事业，用自己的躯体为医学垒起一道光辉的阶梯，用奉献的精神为生命画上一个完满的句点。

珍贵却沉重的赠礼

4月5日清晨，大理大学基础医学院张本斯教授接到了来自吴永生家属的电话：家父已于今日凌晨在家中安然辞世，可以来办理遗体交接手续了。张院长连忙联系她的团队，赶到吴老先生家进行吊唁和慰问，并着手准备遗体交接的相关事宜。

让张本斯教授如此严肃匆忙的原因不仅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更是出于对吴老先生——这位“大体老师”的崇敬。“大体老师”又叫“无言良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大体老师’对医学生非常重要，能让学生认识每一个器官、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神经，并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操作实践的机会。”大理大学基础医学院朱建华教授向记者介绍，“大体老师”另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教育同学们要有爱心和感恩的心，让学生更加深入认识自己的专业和职业，能够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在以后的工作中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

据了解，自2008年至今，大理大学共收到10具志愿者遗体。“但这是严重缺乏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具志愿者遗体都显得弥足珍贵，非常感谢吴老先生及其家人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大理大学成家茂副教授在充满敬意的言语间夹杂着些许无奈——每年他们至少需要20至30具志愿者遗体才能保证大理大学高质量的教学要求。“由于受到‘入土为安’传统思想的影响和一些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即使一些老人愿意捐赠遗体，可他们的子女不同意，就会导致很多捐赠申请最终不了了之，从这一点来说，吴老先生一家人确实非常不容易。”大理州红十字会事业发展科科长杨琴珍告诉记者。

虽然也接受过其他的遗体捐赠，但朱建华对吴老先生却有着不同的体会，“吴老先生的行为非常高尚，作为一名医生，吴老先生非常清楚‘大体老师’对每一个医学生的重要性，同时也非常清楚在捐献遗体之后在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但他还是要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大理大学教研人员的努力筹划和吴老先生家属的积极配合下，4月7日，在举行完简单而隆重的追悼会后，又举行了遗体交接仪式。“‘宁可让学生在我身上错划千刀，也不愿学生将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这就是您无畏无惧的大舍精神！‘一刀一剪，老师堪受；千刀万剪，成就良医’，这就是您大慈大悲的大爱精神！您的大舍行为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您的大爱精神将永远伴随我们前行。您用您的实际行动教导我们珍爱生命，敬畏生命！您用您的博爱精神鼓励我们不遗余力，挽救病人！”

在朱建华代表大理大学诵读完致辞后，下午1时许，吴老先生的遗体被抬上车，从吴老先生家到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车辆沿着吴老先生生前走过最多的路，缓缓开向前方，道路两旁浩浩荡荡的送行人员或是轻声哀叹，或是低头拭泪，抑或只是默然凝望着，送完老先生最后一程。最终，大理大学的教研人员把这份弥足珍贵却又沉重异常的赠礼带去了更需要的地方，留下送行的人缅怀着老先生淳朴温暖的笑貌，和他悬壶济世的情怀。

热情而严谨的良医

吴永生老先生1925年出身于昆明市晋宁县，1937年随家人来到大理。1942年，17岁的他便进入教会福音医院（大理州人民医院的前身，现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所在地）工作。在医院的培养下，聪明勤恳的吴永生迅速掌握了繁杂的医学知识，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我从1962年进入大理市二院与吴老医生共事，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医生也比较少，吴老医生学识渊博，什么样的病人都能看，内外科都能看，甚至连妇科手术都能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科医生’。”前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洪森告诉记者。据洪森回忆，当时值夜班非常艰苦，“要从晚饭后一直到第二天，等到护士都下班后，就只能医生自己看病、自己打针、自己抓药、自己收费，而且要持续一个星期。作为医院的老医生，吴医生每次都是主动承担，带头执行，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也很受鼓舞。”

由于当时医院的患者大都来自农村，吴老先生深知患者的难处，从不开大处方药，“吴老医生对病人很认真、很热情，处处为患者考虑，开药用药都非常简单，几毛钱能治好的病从不开几块钱的药。甚至对于特别贫困的患者，他还免费为他们看病，给他们钱买药。”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工会主席张高洪告诉记者。

1985年，60岁的吴老先生达到退休年龄，出于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加之医院对他进行返聘，吴老先生一直到1987年才光荣退休。退休后，仍有患者找到家里请吴老先生看病。吴老先生秉承着“能帮忙则帮忙，能尽力便尽力”的原则，尽心尽力地为患者看病开方。

“吴医生的性格和他的医道一样，对所有的患者都一视同仁，不管他在哪里工作，不管什么时候找他看病，吴医生都是态度可亲。找他看病，吃他开的药，效果都非常不错。”从小在大理长大的杨胜娟女士回忆。

虽然在退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医院仍保留着吴老先生的处方权，但基于自己的职业道德，考虑到患者的健康和安全，在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适合看病之后，吴老先生便慢慢从医人的角色转变到了助人的角色。“吴老先生非常热情，也很乐意帮助每一个人，他平时的生活非常节俭朴素，一件普通的衣服能穿很多年，但是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对一些没钱看病住院的患者，他能捐钱就捐钱，能帮忙就帮忙，所以吴先生老两口在大理古城以及周边村子里的口碑非常好。”大理教堂的牧师邓建伟告诉记者。

温厚又“任性”的家人

“他们一说遗体捐赠的事情我就哭。”由于对遗体捐赠意见不统一，吴老先生的大女儿吴玉明与吴永生老两口展开了近5年的“拉锯战”。“其实我对遗体捐赠并不排斥，主要是情感方面的原因让我很难割舍。在公墓建成后，我和丈夫曾带父母到公墓去看，老两口当时很放松，但是回来以后还是严肃地说他们要捐赠遗体，那时候我便知道父母已下了决心，也就遂了他们的愿。”

“父亲多次提到，1956年在昆明接受医学培训期间，他曾解剖过遗体，这对他医术的提高有极大地帮助。所以他也希望在他去世后，以这样的方式去帮助其他人。”吴永生的小儿子吴惠明告诉记者。

吴老先生的老伴张奶奶同样是一个豁达开朗的人，他们同在一个医院工作，彼此相知相守了65个春秋，两人早早相约捐遗，并于十年前一同前往大理州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捐赠的申请表和志愿书。“我们的生命和身体构造是奇妙的，我们的身体到处都是宝贝，我们研究解剖学，从看书、看图画，再到看实体，一步步地引导我们更深入。对于学医的人和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来说，教科书和模型对他们很重要，‘大体老师’对他们更重要，我和他都很清楚这一点。他认为这个东西归于火烧太可惜了，他觉得他还有一点用处，他想把这点用处奉献给医学。”

在问及捐献遗体是谁的主张时，张奶奶说：“我们两个并没有你动员我、我动员你，两个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捐献遗体可以造福于人类，为医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活着时的贡献非常有限，希望在去世之后能够再发一点光、发一点热，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再做一点贡献 。”生命与死亡的话题在张奶奶的口中变得很轻。

“父亲平时是一个非常温厚随和的人，但是在捐献遗体这件事上，他却一直固执己见。在之后不断的交流中，我也慢慢理解和认可了父母的这种决定，如今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在大理倡导和推广遗体捐献。”吴玉明告诉记者。在父母的感召下，吴玉明三姐弟都逐渐理解并尊重了父母的意愿，也更加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吴玉明退休后，积极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逝者已逝，但吴永生老先生大舍大爱的精神依旧感动和激励着更多的人，他用自己在人世间最后的身影延续着医者仁心，他用爱绽放出生命的火花，用爱编织了绚烂的晚霞，在无数人心中留下了生命最美的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