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的地方读物

你是大理人吗？你研究过大理方言吗？如果是大理人而又没有研究过大理方言，那么就有必要细细品读一下尹学渊先生著述的《话说大理话》一书了。因为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地方读物。说它雅是无论你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书中的一些见地都能引起你的文化共鸣。诸如：“方言是人类文明的最初记忆，其中蕴藏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独特文化智能和区域文化密码，它是多元地域文化的承载者和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是含义既朴素直白，又丰富深刻的语态，它是一种文化；一种情结；一种鲜活的气质和自尊；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说它俗，是因为它通俗易懂，只需粗通文墨者就能读出它的妙意。诸如：“你说乡音是不是有点像证明某个人‘原产地’的防伪标签呢？”这句话既直白无骚，又回味无穷。人们评判一个人的演讲或著述的优劣，一般有四个尺度，即：深入浅出真学问；深入深出大学问；浅入浅出没学问；浅入深出假学问。尹先生介绍、论述大理方言的特征时，总是把握“深入浅出”这个尺度，因此总让人心悦诚服。那么，研究地方方言有什么意义呢？乡音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忘本的试金石。倘若一个人到外地旅居多年，甚至到京城做了高官，或者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回来时他还能够做到乡音未改，情怀依旧，他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因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也是一种难得的风范。因此，研究方言，珍视乡音，是有识之士朴实无华的民族情怀，是智者、能者为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担当，决不是文化人闲来无事的雅玩。尹学渊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热心民族文化研究的智者和能者。

以方言突出人物的地域特征，这在很多优秀作品里都曾采用的基本方法。例如：在古月饰演毛主席的很多电视剧里，毛主席都讲地道的湖南话，让所有观众，特别是现在年轻的一辈人一听就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湖南人，以这样的艺术手法突出了毛主席身居高位，乡音未改的崇高品格。后来唐国强成了饰演毛主席中老年时期人物形象的专业户，并且一律改说普通话。一开始，听到电视中的毛主席讲标准的普通话，大家还感到不太适应，渐渐地听多了也就适应了。不过，无论是过去的王铁成、刘劲饰演的周总理，还是现在的孙维民饰演的中老年周总理，说的都是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这无非也就是尊重周总理出生浙江，少年后迁至江苏生活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然而，对毛主席的塑造为什么就要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呢？通过思考，笔者觉得这同样是注重语言的地域特征问题。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就世界而言，把毛主席的地域特征定格为湖南那就太小了，应当是中国。那么，完全能代表中国的地域语言是什么？那就是普通话，以普通话向世人宣示：毛泽东是中国人！笔者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弯子想说明什么问题呢？要想说明的就是研究方言，研究地域文化的意义所在。其实在全国各级都有人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各地方言，并巧妙地运用到他们的作品之中，使其产生独特的鲜活效果。这应当是学者们对弘扬民族文化所作的贡献。

尹学渊先生潜心收集大理方言词汇，俚语俗语30余年，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方言资料，以3500多条的方言词汇编著了《大理方言集注》一书。因《方言集注》的编排形式有点像人们熟知的各种词典，对每个词条的释义时特别注重知识性和条理性，难以顾及可读性和趣味性。因此，他又从收集的3500余条方言词汇中，选取了数十条较为常见的本地方言词条，以杂谈的形式加以深度读解和介绍，便形成了《话说大理话》这部雅俗共赏的地方读物。在通读了尹先生著述的《话说大理话》之后，笔者发现比起标准的现代汉语，大理方言有时更生动形象，更简洁有趣。比如大理方言中把有诚信、有担当、敢作敢为而又说一不二的男人敬称为“汉子人”；把不尊老爱幼，在公众场所爱生事惹非，在生活中随心所欲的中青年男子鄙称为“二杆子”；把说话啰哩巴嗦，发音嗲声嗲气，办事拖泥带水的男人戏称为“二姨妈”等等。还有把那些说话不着调，办事不巴谱，行为不检点的人，不管是男是女，统统称作“干草疯”。“干草疯”与现代汉语中的“疯子”有程度上的区别，是介手于“疯”与“不疯”之间的一种病态。由此可见，大理方言有时听起来让人更感风趣和经典，还有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表的韵味。

基于此，正如本文开言所说，每一个大理人都有必要品读一下尹学渊先生著述的《话说大理话》，品读过后你会无形中增长了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大理人你会增加几许民族自豪感。除了《大理方言集注》和《话说大理话》这两部学术性著作以外，尹学渊先生常有一些小小说、散文和诙谐杂文问世，每每读来都让人大有教益。

说到大理方言的妙趣和运用，笔者有两个一正一反的例子想唠叨几句，它会说明运用正确了它会妙趣横生，用得不准确会导致杠耳朵的不和谐效果。说的是“文革”那会儿，各地都在用方言移植样板戏，大理有一个文艺团体在移植《沙家浜》中胡司令、刁德一的对白时，刁德一为试探阿庆嫂便说了一句：阿庆嫂，请抽烟！这时与阿庆嫂很熟悉的胡司令很着急，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他的对白是：人家不会，你干什么？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虽有斥责之意，却没什么亮点。而移植成白剧《沙家浜》后，胡司令的对白就变成了：“人家不会，你张球倒！”此语一出，引得台下哄堂大笑，这就是大理话的魅力！另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下关，只要我们上了公交车，特别是2路公交车，你时不时就会听到一则用下关话广播的广告：“学舞蹈，到天姿。天姿舞蹈！”其中的“蹈”字念成第三声“捣”，那是标准的普通话读音。下关话中的“蹈”应当读第四声“道”，这样才顺耳动听。下关话中突然冒出一个普通话的读音，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甚至有点扛耳朵的感觉。由此可见，用好、读好地方方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实，我们在积极推行普通话的同时，也在进行地方方言的探索研究，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各有其用。我们在对外交流，与外地人谈话时使用普通话，那是起码的要求，是文明进步的象征。而在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交流使用方言，它会让人倍感亲切，感到自然和畅。正因为方言有它一定的特殊功效，很多电视台才专门开办方言节目，如广东电视台的“粤话节目”，云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大口马牙”；大理电视台的“神谈二五”等。在地方用方言办电视或广播节目，它会迎来更多的受众，特别受那些不识字的老爷爷、老太太们的欢迎，也扩大了宣传效果。因此，凡事要辩证地看待问题，全面地分析问题，不能忽“左”或忽“右”，这才是我们做事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