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州骄子 平民大家

十多年前，如果你在昆明某所高校的阶梯教室或某个人山人海的会场里，看到讲台上一位身宽体胖、面容慈祥，穿着却十分俭朴的银发讲师，操一口洪亮的男中音，时而轻快如泉，时而慷慨激越，时而问答自如，时而振聋发聩，引得场下听众如痴如醉，纵使内急难忍亦不愿离开，人们就会告诉你，那必是云南民族学院青年教师杨荣昌无疑。

后来被公认为全国著名演讲家、著作家、评论家和教育家的杨荣昌，先后被北京大学等17所国内著名大学和《人民日报》新闻培训中心等多种机构聘请为客座教授，毕生公开演讲5000余场，直接听众达50余万人次，演讲内容达250多个专题，被列入“云南高校四大铁嘴”和“云南四大演讲家”，并且是“四大铁嘴”中唯一的云南本籍人和少数民族学者；由他参与合著、编写、主编或专著的著作已出版29种，并用15个笔名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论报》以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论坛》等国内100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66０多篇，逾200万字；他的评论研究从文艺评论到文学评论、影视评论、戏剧评论、绘画评论及思想评论等多个方面，研究成果达100多万字；因30多年时间执守在大学讲坛，他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地区各类高校系统讲授过21门课程，所教科目广泛涉及文艺理论、领导学、文艺创作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思维学、民族学、青年学和社会学等文科类诸多领域。然而，作为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家，寻常却总是一身普通的穿着，一腔朴素的平民情节让人敬重。

杨荣昌1951年出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茈碧湖畔大果村的一个白族农民家庭，从小就在祖父的教导下读书识字，他博识强记，记忆力超强，少时学过的《三字经》《龙文鞭影》和《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直至病终前还记忆犹新。初中毕业之时，正逢十年浩劫之际，他回到村里的小学当上了代课教师。后来考上大理师范一年制师范班，进修结束后被分配到洱源县高海拔山区西山完小任教。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就读大学直到后来成为大学学报编辑、讲师、副教授等不同职位，他总是与书为伍，追求读万卷书。阅读之中，增删改补，摘抄记录，一丝不苟。他很早就有作读书笔记的习惯，而且十分认真，内容涉及数十项之多，每每乐此不疲，不惜笔墨。

他从小就有超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小学、大学各种讲台上，更是练就了雄辩的口才。随着知识阅历的丰富，他的演讲水平不断精进。但他却从不马虎，从不信口开河。不论何种课题，他总是认真备课，潜心分析，每次都会认真誊写数十页甚至上百页的讲稿或提纲。20多年来，他规定自己每年都要读100本书，写10万字以上的汉字，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周而复始沿续着一个“买书———读书———写讲稿———讲学”的治学循环。在他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节假和周末，只有每年春节回家探亲，才能有几天简单的清闲和放松。他总是惜时如金，年轻时常常送乡友亲朋到车站，去时乘公交，回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他则要步行而回，在途中构思成一篇文章，到家了能在泡脚的工夫将之完成。后来思想更加成熟，他将散步、社区闲逛的时间都当作社会调查的方式，市井民生，风土人情，在他一双独特的眼睛下清晰可见；走过的地方多了，“行万里路”的蕴涵自然呈现在他的双眼之下。严谨痴迷的治学态度，更使得他每每伏案创作时便思如泉涌，源源不竭；立身讲台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杨荣昌治学严谨，学问的事，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但对于名利之事，他从来不屑一顾。直至1989年，38岁的他方才申请加入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即将不惑之年方才申请加入云南省作协，然而他并非大器晚成，据1991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中“杨荣昌”条介绍，其时他创作发表的作品已达上百万字，出版著作已达10种。但对于“成家”的看法，他曾这样写信告诉自己的爱侄：“喜欢写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加入何种组织，还不如将之用于勤勤恳恳读写！”成名之后，每年都有数十种书刊以免费的形式邀他入载，他一概置之不理；十多年间，他奔波于国内各地高校和著名研究机构来回讲学，因迫于形势而给人递送名片，但形式简单，左上角短短几字：“你的朋友———”，中间较大位置是“杨荣昌”三字，下面则是一个座机号码，于是他外出讲学期间，电话便无人接听，那些急于邀请他“救场”演说的人，常常为之颇费周折。他著述颇丰，但不愿为书籍出版和发行之事伤精费神，于是许多出自于他手下的著作，他则喜欢与他人“合著”，甘当绿叶；而年轻的作者和学生，因被他的高尚人格所敬佩，在出版作品之际，常常会请他作序，推辞不去，他却往往甘居尾席，把重要位置留给别人。听过他演讲的人，不论大学教授还是政府领导，也不论是知名学者还是港台学生，始终对他敬重有加，敬爱地称他为“杨教授”，殊不知，在职称上他却一直都只是讲师，因为评教授有许多框框条条的限制，而作为复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因不懂外语被限上了门槛。于是，他遂也“不求上进”，一直以讲师自居，直待即将退休，在云南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领导的极力关心下，他也同意“解决”待遇问题，以破格的形式，直接以教授职称退休。而他毕生都不喜欢宣传炒作自己，正如作家杨荣在为他写的人物传记所述一样，“墙内开花墙外香”，即便在自己的老家洱源县，知道他大名的人亦是不多。一种不趋名利，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受到了世人的众口好评。

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杨荣昌自小便养成了孝顺父母的良好秉性。大学毕业后，他将学校配发的一套行李带回家中，铺到母亲的床上。每年探亲回家，他最关心的莫过于母亲的疾病，常常又不得已打乱工作计划和行程，带母亲四处求医。为此，他曾写过一篇《辞老母于病中》的短文，字里行间深切地表露了对母亲的感恩、对其疾病的忧心和忠孝不能两全的愧疚。后来母亲病逝，他坚持在每年春节探亲回家，撑着两百多斤的身体，翻越十几里的山路到母亲坟前祭拜。十几年来，不曾间断。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小学老师，是村里的知识分子，知书明理，坚韧倔强，对他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篇《父子情》的文章中，他深深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热爱和敬重。早年，他常常给父母写信，告知自己的求学和生活状况，以减少父亲的忧心；后来有了电话，常常外出讲学的他便来个来清去明，报告平安。父亲喜欢阅读，他便常常把自己创作发表的作品复印了寄回来，在父亲阅读之后教化侄儿男女；后来自己专注于讲学，便常常把一些关于时事政治、经济发展、人物传记和修身养性的书籍带回来供父亲阅读；在出版自己的专著《茈湖文心》（共4辑）之时，他更是请父亲为其题写书名，用一份份无言的体贴尽孝。

杨荣昌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著有许多关于交友和阐述友情的文章，并且还有《交友论》等专著出版。但因多年的工作劳累和身体的严重透支，以致积劳成疾，晚年便一直在家休养，然而病痛的折磨，却使他常常连续数夜不能入眠，甚至每个月都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医院急救室度过。但有时他常常推辞不下，撑着病体，无偿为许多旧年之交或文学后辈题跋写序，校改书籍。提起笔来，却从不敷衍了事，诚挚的热情，让人深受启迪。

2013年6月18日，杨荣昌积劳成疾，病逝于昆明。但他勤谨治学、认真著述和清白坦荡的一生，永成白族之骄傲，后世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