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的滇西抗战

1941年夏末，我小学毕业后考入大理县第一中学，当时年仅14岁。在这一年的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疯狂南进，迅速占领了越南、泰国、缅甸等国，一时处于抗日战争大后方的云南，马上变成了抗日前线。宁静安稳的生活被打破，很多部队都到大理集结，机关、社会上都组织了抗敌组织，学校也成立“抗敌宣传队”，上街宣传抗战，向商家募捐钱粮支援前线。

1942年初春，设在大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滇康缅边境游击总指挥部”开办“大理游击干部培训班”，向社会招收有志报国青年参军受训，结业后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抗击日军、保家卫国思想的感召下，满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我决定报名参加游击干部培训班。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在我决定的当天恰好大哥杨李到学校来看我，我就拉着大哥到学校操场边一棵大柳树下与他商量，我把我的决定告诉大哥后，一开始大哥死活都不同意，认为我年纪还小，又是几兄弟中最能读书的人，现在已经好不容易考上中学，半途辍学去当兵，父母是不会同意的。经不住我死缠硬磨，哥哥最后同意了我的决定，并答应帮我瞒过父母。当时“滇康缅边境游击指挥部”设在七里桥，总指挥叫郑波，是宋希濂将军的下属。我初去报名时他们嫌我年纪小不收，好在我有一个表姐，她的未婚夫曾在郑波手下工作过，我找到表姐夫以后，通过他去说合才将我留下。我们当时参加“游击干训班”的同学和大理籍老乡现能回忆起来的有海东的杨尚豪，凤仪红山的许飞龙、徐和清，弥渡县的王锡福、张开文、张卡、张休等。到了培训班后，因我年纪小，又有一定的文化，被编入通讯队。

当年5月，怒江西岸的畹町、瑞丽、龙陵、腾冲相继沦陷，大片滇西国土成为敌占区，日本飞机不时地对大理进行轰炸，战火已烧到了家门口。部队不断向保山、怒江防线集结，我们十一集团军的预备2师、36师也渡过怒江进入腾冲北部地区相继开展游击战。当时我军的通讯技术相当落后，美军与中国合作在云龙县开办通讯技术培训班，我们通讯队在这一年底开赴云龙接受美军培训和接收美国援助的通讯器材。培训基地设在云龙县城石门，石门是一个四山围绕的小镇。云龙县虽是山区，但因为有盐井生产食盐，所以经济还很繁荣，特别是下午各处运盐的马帮都到了，驮来各地的货物，形成了县城特有的夜市。我们很喜欢石门的夜市，在这里有许多大理来的马帮，我们常找大理老乡帮我们带封家信或是拉拉家常。培训所借用了一个叫杨子霞家的三坊一照壁院落，这里除了对中国军队的通讯技术培训外，还设有美军的一个分监部，是驼峰航线上的一个导航点。我们平时的技术培训在杨家大院，由美国教官给我们上课，军事操练则借用云龙中学的操场。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在1943年上半年结业，我被授予准尉见习军衔。

1944年5月开始大反攻，我们通讯队调入霍揆彰将军指挥的第二十集团军。二十集团军组成了滇西大反攻的右翼大军，准备强渡怒江，收复腾冲等失地。各路部队都集结到了云龙漕涧、六库等地。我们接到命令后，从云龙县城石门出发，经过天池由桥街的铁索桥过澜沧江到达旧州，第二天由旧州翻越三崇山到达漕涧，第三天下午就到达集结地六库。这一路的徒步行军都是行走在高山和峡谷之间，旧州处于澜沧江峡谷中，五月的天气特别炎热，背着通讯器材片刻就汗如雨下，而到了第二天在翻越三崇山时则又是越走越冷，快到山顶时下起了蒙蒙细雨，温度降至零下，冷得大家直打哆嗦。到了第三天在翻越漕涧的自奔山时也是越往上走越冷，在下山时则又越走越热，在短短的三天时间中，我们度过了寒暑两个不同的季节。

5月中旬，在霍揆彰将军指挥下，部队强渡怒江，发起了高黎贡山战役。高黎贡山是进入腾冲的第一道天险，滨临怒江，地势险峻，日军在山腰、山梁上修筑了许多壕沟、地堡等工事，居高临下地据险防守。我军则是背水仰攻，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再加上当时正值雨水连天的季节，气候变化无常，不时地就会大雨滂沱。我军是在这种情况下向日军发起了攻击，经过9天激烈战斗，攻克高黎贡山的重要据点斋公房。在攻占斋公房的次日早上，我们通讯大队行军来到这里，遍地都是炸毁的工事以及战死的日军尸体，前方的战斗仍在进行着，枪炮声响成一片，不时有冷枪冷弹从头顶飞过。架设完电台后，我靠在一棵树上休息，民夫担架队和救护兵不断抬着受伤的官兵从我身边经过，一副担架在我身边停下来稍作休息，我走到担架旁看到躺在担架上的是和我年纪相仿，也就是19、20岁的一位伤员，他的左胸被子弹打穿，虽然已经过简单地包扎，但血水仍渗过纱布不断地流出来，染红了大半个胸脯。他见到我，说要喝水，我马上解下水壶把他抱在怀中，小心扶起他的头，给他喂水，才喝了两口，他就头一歪死在了我怀中，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四川或是贵州一带的人。经过近一个多月的战斗，我们不仅攻下了高黎贡山天险，还扫清了腾冲城外围的日寇，将日军包围在腾冲城内。

高黎贡山战役结束后，我们通讯大队随大部队进攻腾冲，而我在的通讯小分队则驻防在腾冲县北部的界头。界头是进入缅甸的重要口岸，也是腾冲北部的一个小商埠，是一个以盐巴交易为主的市场。以往云龙盐井生产的盐巴由大理、保山的马帮驮运到这里后再分销到腾冲各地和缅甸北部地区。战事刚刚结束，商品交易活动又活跃起来，我们每天都在这里遇到大理的马帮和在云龙时认识的云龙盐井的灶户和盐商。因为我们长期驻在云龙县，认识云龙的盐商、马帮，上级就让我们负责征收盐税。9月腾冲战役结束后，部队整编，我们通讯大队也进行改编，新任队长彭春生让我们驻界头小分队赶赴腾冲，我们的防务由另外一个新编的通讯小分队接管。新编小分队的队长叫李志成，山东人。我们小分队在撤离时因有一笔盐税款还没有收缴上来，分队长就命令我和徐和清留下追缴税款，并请335军邮局李超德帮助我们，李是当地界头人，熟悉情况。队长在临走时吩咐我们说：“款子拿到后，你俩就不必再到腾冲，迅速赶往保山，部队在保山稍作休整后就要分往其它战区”。我们收齐税款后，战友徐和清就被驻地的特务队和新驻防的通讯小分队队长李志成以种种借口扣押，没收了款子，被关进了特务队，他们看我年纪小没有关押我，只是让我在通讯小分队驻地不能离开。有一天我在给徐和清送饭回来后，小分队的一个通讯兵跑过来告诉我说：“电台一直在呼叫你。”我赶紧跑到报话室，才知道是在邮电局工作的杨李大哥在找我。我刚把徐和清被扣押、款子被没收的事告诉大哥，就被急冲冲赶来的李志成抢去了报话机，我谎称鞋子烂了让家里给我寄双鞋来。李志成抢过报话机后，通话还没断，大哥还在说话，他说假如有什么困难，要我去找省邮局派驻腾冲的陆视察员，他会帮忙的。李志成听到后怕招惹更大的麻烦，叫人放了我们后就躲了起来。徐和清出来后，我俩去找李志成要税款，谁也不说他的去向。原来把我们扣押起来，是李志成和特务队的军官要黑我们收缴的税款。

盐税款无法追回，徐和清我俩只好跟随一队返回保山的运盐马帮回到保山。到保山后通讯大队已经走了，因部队经过整编颁发了新的番号，经过多方打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当时刚好有一支部队要分赴湖南省的芷江，我俩商量后决定参加这支部队，找到部队的长官，知道我们是掉队的通讯兵后，就十分高兴地接收了我们。我们提出想回大理老家看看，长官也答应我们，并要我们在部队过下关时归队。我们搭乘了一辆军车回到下关，我回到了上村家中，全家人见我平安回来，又高兴又心痛。家人告诉我，自从听到我们到腾冲参战，数月都没有我的任何音信，母亲天天都哭，每次哭过后又到村后的将军洞本主庙烧香，祈求本主保佑我，直到与杨李大哥联系后才知道我还活着。家人听说我还要再回部队后，都纷纷劝我，并将亲戚朋友都请来做我的工作，亲戚中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作为一个有志青年，你已参加过打日本人的仗，已经报效了国家，已经尽到本份了。你现在好不容易回来就要多想想你的父母，别再让他们为你操心，好好孝敬他们几年。”为怕我逃走，家里和亲戚轮流看守我。而我的战友徐和清的情况也与我一样，家里不准他再离开，就这样在部队过下关时我俩就不再去与他们会合，留在了家中。

数月过后，有一天徐和清找到家中，要我与他一起去报考大理玉龙电力公司，当时我到苍山上放牛去了，不在家。放牛回来家里告诉我事情后，我晚饭也顾不上吃就赶到红山徐和清家，可惜的是试已经考完，徐和清已经被录取，过几天就要到昆明培训。从此，他在电力公司工作，并在几年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我就一直在家务农。解放后，战友徐和清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电力公司也多次派人找我调查他的情况，主要是核实他在部队中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我都据实地告诉调查人员他没有参加过，不管他们如何威胁利诱，我都这样说。在这些年间，徐在单位都戴着白袖套。一次我到下关街上卖菜与他在龙尾街相遇，俩战友默默无言，只是用眼神打个招呼就匆忙离开。好在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战友徐和清退休时享受到了离休干部的待遇，安度晚年。我虽然在农村，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儿孙满堂，过着愉快幸福的晚年。

转眼间70年过去了，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这些仍还健在的抗战老兵，在感恩生活的同时，也不时地怀念一同浴血奋战的战友，怀念那些永远倒在了滇西土地上，现仍还不知道他们姓名的战友，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英雄。

杨 义 口述 杨琼芬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