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大理老门楼》

《大理老门楼》是一本大书，有一块城砖那么厚，重量足有5市斤。说“厚重”，是更在于书的内容文化底蕴十分厚重。按书的性质类别，此书属于“民居建筑艺术”、有关“门”的专题摄影集。由于收录的照片限于1949年以前，即民国时期和明、清年代建盖的古建门楼实体，就具有文献资料、学术研究、艺术欣赏3个方面的价值，成为大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建筑史册。

近些年，拍摄和研究白族民居建筑成为大理文化的“热门”，出版物比较多。把传统建筑中的门和门楼，以及与门有关的装饰，作为一个专题来展示、研究，《大理老门楼》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独一无二的著作；显示出作者在选题上的独辟蹊径和独具匠心。

“门”在建筑系统中的特殊意义

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其专著《中国建筑史》中说：“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门”和“门楼”就是建筑艺术空间系列上的第一个单元，第一个印象。当代建筑学家顾孟潮把“门”比喻为交响乐的序曲，能够引人入胜，因而古今中外的建筑师和工匠都在“门”上下功夫。

我国古代门楼建筑最早源于春秋时代的“阙”。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首先用于宫殿、祠庙、陵墓，后来演变为各种府第民居的门面，形成“门第等次”、身份、贫富的象征。大理州是以白族为主，汉族、彝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古代建筑除了具有共同的特点外，由于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形成多样化的风格。《大理老门楼》的著者，以摄影师独特的视角，用黑白照片的影像，展现和诠释这种多样化的门楼在大理传统建筑中的特殊性。大理的老门楼不仅体现建筑工匠高超的技艺，还反映门楼主人及其家族的成败兴衰，甚至牵联到一条街巷，一个村落，历史文脉的形成和社会生活的变化；门里门外的故事，可以掇编成个人史、地方史。

关于大理门楼的产生、建筑特点、发展的历史状况，本书作者在《概述》长文中作了分门别类的讲解。这就有别于一般摄影画册，多半只有标题或简单说明文字，《大理老门楼》的学术性可从《概述》中得到体现。

“决心好下，事情难做”的成书甘苦

《大理老门楼》的著者是孙沁南同志，现任大理州图书馆馆长，从事图书文献工作30年。他又有摄影方面的专长，担任大理白族自治州摄影家协会主席，还被选为云南省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他说：在退休之前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从1985年起利用业余时间自费拍摄的专题《大理老门楼》照片整理出版。选择这一专题的起因，是1985年底他路过下关西大街时，看到腾冲商帮在下关的著名商号“洪盛祥”大宅门前电线杆上，栓有几匹驮马，联想到马帮与堆店的关系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当时的情景很有意思，就拍下了这张门楼照片。当时用的是35毫米的图丽镜头，构图不完整，细节表现不出来。1987年借了一只带28毫米广角的变焦镜头，再次去补拍时，洪盛祥的门楼已被拆除。这才猛然醒悟：传统古建筑在城乡“建设”、“改造”潮流中，命运岌岌可危。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保住这些文化遗产，但凭着有近40年摄影经历的技能，“可以为社会留下历史记忆的影像”。拍摄一个专题，“决心好下，事情难做”。孙沁南供职于事业单位，工资不多，要供孩子上学，没有闲钱买胶卷，又无个人专用的交通工具，想用业余时间跑完大理州境内12县（市）城镇乡村，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为寻找老门楼，他背着相机游走在乡间僻巷。狭窄的小巷，原35毫米的镜头无法把门楼拍全，脚架又没地方支撑。为节约胶片，只能手持装有100度黑白胶卷的富士卡135相机，“缩在旮旯里憋足气，每座门楼只敢拍上一两张胶片。回家冲出底片如果有虚的，又得抽时间，出钱去补拍。”为拍一张完美的照片，跑上好几次是常有的事。2000年普涨工资，加上多年积存的稿费、奖金，他买了一部带超广角镜头的尼康F90相机，赶拍了不少老门楼照片。到更换成尼康D200数码相机和变焦镜头，迫不及待去补拍遗漏的老门楼时，门楼已经不存在了。有时为拍一座老门楼，在崎岖的山路来回要走几十公里。行程艰苦，但也有收获的欢乐，终于拍到了自己满意的图片资料。

从下定决心到坚持不懈的寻找、拍摄，27年的辛劳结成硕果。经过后期的选择、制作、编辑，一册图文并茂、装帧典雅，544页的《大理老门楼》，于2014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学术规范：为保证著作的原创性，每一幅图片都必须是著作人拍摄的作品，文字部分必须由著作人撰写。加上筹措出版所需的高额费用，其所经历的困难，只能用“一言难尽”来形容。孙沁南在《后记》中说：“27年前下的决心，退休之前总得有个交代，只要此书对社会有用，再苦再难也愿承担！”凭着对专业的执着精神与克服困难的毅力，孙沁南终于了却心愿，把《大理老门楼》面市，接受读者的检验。

逝者虽不可追，但往者却可鉴

梁思成先生早在1962年写《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时，看到一处处精美的古建筑自然倾圮或被人为地摧毁，“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原因在于“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他知道个人“无力阻挡破坏旧建的狂潮”，指出：“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这项工作“可以作学术研究，一方面促进社会保护。”

当下处于现代化进程急速发展的转型期，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城镇街道的老宅门在“旧城改造”中，被推土机铲平；农村的古门楼也在“旧貌换新颜”的住宅重建中，失去原生态的艺术风采。随处可见的是防盗门、玻璃门、铁栅栏，要观赏残存的门楼，只能从《大理老门楼》这样的图册中，寻回“历史的记忆”。从这一点来说，孙沁南同志完成的不仅是一个人出版一本摄影作品集，而是经历了一个体力、眼睛和对古建认知力的考验过程，同时做了一项对乡土传统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工程；提醒我们和后人，别忘了对历史的认知，才会多一些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