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的当代性书写

乡土小说的当代性可以理解为一个时间概念，即小说对现实和当下生活中的艺术呈现，以及对相应艺术形式的选择。可以说，现实性和时代感是“当代性”的基本含义。小说《花豹》（原刊《中国铁路文艺》2024年第4期）蕴含“过去”和“当下”两重时空环境。在“我”的叙述中，“四爷爷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但大学毕业后，他已经三十一岁。”查阅历史资料，我国恢复高考的时间是1977年，77级和78级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的大学本科生。假设四爷爷上大学的时间是1978年，并于1982年毕业，那么，四爷爷大概出生于1951年。文中还写道：“四爷爷多次跟我说起，少年时他有过挨饿的经历，养父养母同样饿得浑身浮肿。”在历史上，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间是1959、1960、1961年。就此确定，四爷爷是1950年代的过来人。小说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四爷爷的成长经历和晚年生活；二是：四爷爷对“我”的教导及影响。因此，《花豹》虽然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它的故事时间囊括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作品蕴含着长篇小说的叙事容量。总体上看，北雁是站在当代立场上进行乡土写作的，他的写作范式不同于鲁迅式的启蒙现代性批判及沈从文、汪曾祺式的乡土田园牧歌，以及陈忠实式的后文化寻根，他运用的是“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通过书写乡村工作者的道德品质、文化信仰及其对后人的影响，呈现出“乡土中国”的形象之变。

在小说中，“我”的劳动观的变化呈现了“乡土中国”的蓬勃朝气。作者写道：“我虽是农民的孩子，可在老家，父母只想让我安心读书，从小到大，我几乎从未参与过一次正儿八经的劳动。”经过四爷爷的引导，我发现了体力劳动的乐趣，认为种田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从相关小说细节看，北雁对城乡关系的书写与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的“进城叙事”具有互文性的关系。80年代的“进城叙事”不仅反映了农村青年的人生愿望，还展现了作家对乡村世界的价值判断。在诸多作品中，“乡村”及与之相关的“劳动”被认为是“不体面”“不光彩”的同位语。其中，路遥的乡土叙事便是典型代表。进入80年代后，路遥常将自己的成长经历、情感体验和生命愿景融入叙事活动之中。《在困难的日子里》书写了饥饿带来的心灵创伤及“农民身份”带来的认同危机。路遥写道：“从内心讲，我并不鄙视农民，从我的祖上到我可怜的父亲，就都是土地恭顺的仆人。但我绝不满足继承他们的专业啊！我想我应该比他们更有出息，也应该比他们做更大的事业。”这句话体现了小说叙述者和作家路遥的共同心声，那便是：“农村”“农民”和“劳动”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劳动”没有给主体带来“获得感”，以至于“我”想要从事比“劳动”更有“意义”的事业。与之相比，《花豹》中的“我”虽然被父母教导“安心读书”，像四爷爷一样，“从农村走向城市”，但是“我”并不认为“劳动”是可耻的事情。在“我”看来，“劳动”照样能够赋予人生伟大的意义，四爷爷不正是眼下的一个例子吗？

进一步说，四爷爷对“我”的教育与“我”的劳动观的改变，体现了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范式的嬗变。这种范式不同于以往的“启蒙现代性”的地方在于，它并未将“乡村”预先设定为“落后”“愚昧”的存在，而是将“乡村”和“城市”放置在同等的层面进行书写。可以说，以北雁为代表的新时代乡土叙事，摆脱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他们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思考了城乡之间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以及个体实现自我意义的新方式。在《花豹》中，北雁将国家政策、社会变革与个体的成长进行有机融合，深入揭示了时代对个人及其价值观念的塑造作用。四爷爷对“我”的“劳动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四爷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届农学本科生，并在长期以来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教学方法”是引人入胜的。二是四爷爷对国家的农业方针、政策颇为熟悉，他在工作中结合相关政策、农村的生态情况及农民的需求，常常做出最佳决策，并获得村民的认可。因此，四爷爷的经历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教材”。

以20世纪50-70年代乡土小说史的视角看，四爷爷无疑属于乡村“新人”。长期以来，当代文学如何塑造“新人”的艺术问题，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的关切。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新人”是指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这类人物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辉，能够对读者起到“教化”的作用。以《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为例。梁生宝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有党领导，我怕什么？”这句话体现了梁生宝和作家柳青的政治认同。同时，柳青在作品中，不仅表现了梁生宝的政治觉悟，而且刻画了他的道德关怀。梁生宝为了节约资金，购买优质稻种，不愿住在旅店，而是寄居于火车站的票房，这一情节无疑体现出人物崇高的道德品质。人物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乡村“新人”的塑造是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问题。《花豹》中的四爷爷同样属于具有政治觉悟和高尚道德的人物。作家通过塑造这一“新人”形象，推动了乡土叙事的发展。

“新人”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示范和宣传的艺术效果。“新人”塑造的难题在于，作家如何将人物的个性与时代的观念进行适当结合，从而有力地体现出“新人”形象的真实性。对此，《花豹》的写作策略是深入描写四爷爷的情感世界，并揭示出人物的行为逻辑。多年前，大学毕业的四爷爷担任水富村的技术员，他的才华很快得到村支书的女儿何水英的欣赏，后来，四爷爷与何水英在工作中产生情缘，并准备结婚。不幸的是，在一次开山炸石的工作中，何水英为了检查四爷爷埋下的炸药引线，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爷爷为了纪念何水英，从水富村带走了一块石头，那便是他一直不肯对“我”说起的“花豹”。“花豹”对于四爷爷来说，既是生命之痛，又是精神之源。事后，四爷爷为了补偿水富村的损失，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经过不懈努力，村民终于摆脱贫困，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故事最后，四爷爷重新娶亲，并生下女儿雪萍。雪萍毕业后，同样留在农村创业。可见，北雁对“四爷爷”这样的“新人”充满敬意。在创作谈中，北雁指出，“四爷爷”是自己的亲人与乡村工作者融合而成的人物形象。作家通过塑造四爷爷这一“新人”形象，叙述他对“我”的影响，深情地展现了乡村在诸多方面的变化，体现了“新乡土叙事”的现实感和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