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昌老师是我上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时的首任班主任老师。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1982年的8月,当时的我从曲靖沾益花山的化工厂子弟学校高考进入,才17岁多,正是青涩的年龄。
那时交通不便,从家到昆明,大约要坐6个钟头的火车,之后还要换车,我按报到指引,辗转差不多8、9个钟头才到达学校,非常劳累疲惫。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校园绿树成荫,花香迷人,我又激动又紧张,正当我扛着被子行李提着手提箱走进报到处时,就有位高大英俊的老师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以为他会问我的姓名,但他一张口,就非常准确而亲切地用他那略带白族口音的方言唤出了我的名字:“文华!”
当时我很诧异,觉得独自一人折腾了大半天,是不是还在家里呢?我定了定神,只听他用关心而了解的口吻和我聊了起来:“文华,我一看你就和照片上一样,高个、长发,彝族,一眼就认出了。哈哈,果然是你,我是你的班主任杨荣昌老师。”如此一番朴实自然的话语,和蔼可亲,我顿时觉得没有身处异乡的感觉了。一位让我信任、让我感到温文儒雅的班主任老师,如家里长兄一样,令我有了亲近感,也让我打消了独处异乡的担忧。
由于杨老师对学生的真心关爱,很快便拉近了全班同学的距离,师生间也自然建立了信任之情。只要杨老师安排的事,大家都会竭尽所能,所以,同学间也形成了互助互爱的团结之风。特别记得,刚入学没几天便是中秋节。杨老师让我去教室布置晚会,他说:“文华,我见过你的字,写得不错,又多才多艺,可以去为咱们班的晚会出点力啊!”于是我非常认真地去写黑板字,画上中秋的图画,并积极筹备每个细节,核对节目单。杨老师没有回家团聚,他那年的中秋节是和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度过的。杨老师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之后我也做了师范学院的老师,当过三届班主任,每个中秋节我也是陪伴学生一起度过。
那时杨老师教我们《文学概论》。由于他善于钻研并且治学严谨,讲起课来,不看讲稿,就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同学们都很敬佩他。1987年,由于他被系上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可能工作担子太重便没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之后我们也匆匆地毕业离校,大家还时常会去探望他。曾听说他拒绝参评副教授一事。当时评教授必须要走一个英文考试的程序,但那个年代大家的英语都没怎么学过,职称英语的考试完全是一个过程,并不真实。我们想杨老师有许多著作,评职称是没问题的,但他不愿意“走”这个过程,结果后来几十年职称一直都是中职。他真是一个非常正直、不慕虚荣的学者!
最后一次见到杨老师,那时的他已被称作云南“四大名嘴”之一了。他的事业辉煌,是当时少有的云南知名的大学教师、作家、演说家,不过多年的清贫、勤奋也使他疾病缠身。一次同学聚会,我们几个同学互相邀约去看望他,我已时隔十多年不见杨老师,这次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见到我们时,他仍是亲切地微笑着,像当年那样亲切而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只是他看上去已不再是我首次见到的那个浓眉大眼、不胖不瘦、高大的杨老师了,他变了,体重上了一百多公斤,以至行动需要拄拐棍。我心想既然是云南有名的高校大名家之一,生活应该富裕,没想到他狭小陈旧的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书桌、书架、凳子等都是学校处理旧家具时买的;书架上、床底下、地上、桌面上到处摆放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资料,显得凌乱、清贫。我有些难过,但当看到他谈笑依然、不失鸿儒大气时,我似乎也明白了老师的追求和乐趣。当时的他,尽管带有轮廓感的五官因生病已经有些变形,可眼睛里依然充满了坚毅和执着。
2013年6月18日,杨老师走了。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活出了精彩。他亲切待人、正直刚毅、不求虚名,同时治学严谨、勇攀书山,做人做文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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