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之湖

2018年8月11日

星期六 大雨

观音阁怀想

带着暮色重新回到湖边，山水相接处，湖岸又到了拐角，岸上一个村子唤作东湖。东湖与马厂紧连，马厂就是一个被夹在山水之间的狭长村落，往西北方向一直延伸至永安江穿流而过的江尾。

东湖在湖北，马厂在湖东。在云峰寻常写字作诗的陋室往南，洱海沿岸的观音阁前头，却是一块可以远眺的旷地。我们顺着一条早已废弃的引水渠走到湖心，驻足远望，一抹夕光下，感觉洱海空前空阔，点点小舟飘荡水面，远处的青山，近处的水草，无不层次分明、清晰如画。沿岸的湿地则是一派荷红柳绿之象，还有那些栖息于柳岸的回巢的鸟儿，也会即兴演唱一通。而到了此地，洱海北岸五六公里的湖滨大抵也就到了尽头。让我倍感欣慰的是，整个北岸几乎还是一个尽显原初之色的纯粹的湖岸，尽管房舍已经迅速挤到路边，但至今还没有一间房建到湖滨的湿地与柳岸之间。洱海的确应该留有这样一个湖岸，很多时候我从湖滨的环海路上匆匆赶过，不论早晨还是傍晚，都常会看到沿岸的居民老少成群，闲走在湖岸的鲜花绿草之中，感觉那绝对是一种放飞心灵的快乐之所。从海西挤窄的沿岸村落中走来，我方始觉得洱海最让人依恋的，莫过于北岸这片芳草萋萋、柳岸长堤。

云峰小时候就在湖边长大。他说自己似乎一出生就已经知道怎样在洱海中游泳，那时他常和父母一起到湖中摘菱摸虾。秋夏之交，似乎也就是这段时间，大人们会把船撑进湖心，然后用两根长篙把水中疯长的水草一团一团扭在一起，再一条一条拉出来。待装满一船，就撑回岸边，一篮一篮施到田里，一年的庄稼就无须再施其它肥料了。可让云峰纳闷的是，如今湖岸的土田不断减少，湖里疯长的水草却不见有人采捞，那么很多年后我们的洱海会不会被水草塞满？

让云峰纳闷的还有湖水。他说那时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游水，便是整个夏天最清凉的事。除了在前面的引水渠边摔了一跤，他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危险。那时在湖心里渴了，张开嘴就在湖水中痛饮一阵。遇上雨水，沿岸沟渠里会有浑黄的泥浆水往湖中冲来，鱼儿就似鸟雀扑腾着翅膀一样蜂拥而上，抢那水头，逆流而上。人若在场，伸手就可以把鱼儿捞在手里，往岸上丢，或是往衣兜里放，若是有顶帽子或是一把雨伞，三两下就可以抓个盆满钵盈。可如今那样的情景到哪去了？

我在云峰的叹惜声中亦陷入了沉思。是的，河沟里，那么多的鱼儿怎就立时不见了踪影？天空里，那么多飞翔的鸟儿怎就一下子销声匿迹了？是否有一天，我们还将失去那些欢快的蚂蚱、鸣叫的蟋蟀？到世界就只剩下我们人类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感到寂寞和孤单？

折过村子，我们从南边的道路拐进村道，很快就到了观音阁的东门。这是一个被几株大青树覆盖的古庙，云峰说早年这里曾是村里的学校，他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从山门进入，便能见到一座大约五六米高的石山，石山之前首先看到的是一株贴山而生的黄连木（通常叫作漆树），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它的深根就扎于石山之中，却依旧绽放满树青春。石山前有一堵矮墙隔着，便使一个院落一分为二，走到另一侧，就能看到石山顶上一株粗壮的大青树，发达的根系瀑布一般盘住整座石山。树根缠绵的石山之上立有一块石碑，用不太入体的草书记述了观音阁的四绝奇观：峰顶阁、树包岩、状元匾、担当诗。石碑之侧有路可上石山，仅仅一个弯转，观音阁便在眼前，阁上果有一匾，上书“水天一阁”四个大字，末尾留有“杨升庵题”落款，这就是所谓的“状元匾”；而阁前也立有一块石碑，用行草刻有一首七律：

登海头普陀寺怀杨太史

担当寻迹上海头，凫水攀岩登危楼。

南望碧海翻惊浪，回首太史劲笔遒。

一生呕血结音韵，十载苦心成斯楼。

南海胜迹今犹在，苍山风雪伴我愁。

在大理，云峰绝对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如今观其造诣，或许整个洱海北岸，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勤奋与执著，教书授课之余，始终临池不辍，把十数载光阴都献给钟爱的笔墨艺术。在潜心临帖之时，他对大理的古文碑帖亦有考据，因此他确信观音阁上的匾和诗，都并非真迹。不过“状元匾”和“担当诗”，在地方文献里倒找得到踪迹。大约五年前，大理日报记者李宝先生到上关驻村参与新农村建设，曾主持编印了一本名为《上关史话》的地情读本，我在其中读到了观音阁及其“四绝奇景”，而担当诗与我之前的所见还有出入，但作为洱海沿岸一个寻常的旧迹，能荟萃如此之多人文，的确让人颇为感慨。

观音阁前便是看洱海的最佳位置，“水天一阁”，状元的题匾，的确何等高明，寥寥四字，便概纳了目之所见。但有围墙的遮挡，我似乎觉得自己站得还不够高，以为进入阁里，便可以望得更远。我们进入阁楼，通过木制的阶梯来到二楼，里面侍奉的正是观音大士，由此可想不论观音阁或普陀寺，寺名得来之因可概因如此。但阁内光线黯淡，窗前之物则无法移动，人在其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向外眺望的角度和空间。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洱海周边那么多的民宿客栈，往往都只是外观壮美，身在其中却少了远处看到的美感。而我们生活中，这样看上去很美的东西绝不少见。

从观音阁后面可以走到石山顶上，大青树下的嶙峋怪石有如仙人坐禅的莲台。此时又可以看清两株相倚相生的古树，据《上关史话》中的一篇文章考据，大青树植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黄连木则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两树一叶宽，一叶细；一树高居石山之顶，一树甘落山底石侧，却始终相依相辅，同样枝繁叶茂。隐在大树后面，还有两株小树，一株是榆树，一株仍为黄连木。由此我相信，特殊的生长环境，隐藏了它们特殊的树龄，我所看到的弱小，却绝非我想象中的弱小。洱海之滨，盘踞在村头巷尾的各种古木，成为了洱海沿岸村落最特别的时空记忆。我对这些古木一直很是留心。我相信它们之于洱海，肯定有种特殊的沧桑感。而每每这样一个个古村，就如同一口口历经沧桑的岁月古井，是所有那些百年古木都无法猜透的年龄。

出观音阁从马厂往南不远，海潮河四个村子如同一个斜“1”字，一直伸向湖边东北角的山坳平地之中。我在村口的一个石牌坊上，看到晚清云南状元袁嘉谷先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题写的“松海春潮”四字。但牌坊却是新立的，字也是电脑打印的行书体，显然也非真迹。云峰说，听村里老人讲，袁状元当年题写的实际上是“松海寒潮”，我估摸这一改动，可能是村人觉得“寒”字有些晦气。在国人的文化信仰里，始终透视着阳光的一面，同时也寄蕴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我想袁状元与这个洱海边的临水村落，肯定有过一段特殊的情缘。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海潮河村至今人文昌盛，据说还出过清华大学生，这在崇文尚教的大理的确是件光彩的事。

海潮河村里，我倒是遇到了两三株大树，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大树，可却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花椒树。花椒是种小乔木，我所见的也并不太高。三四米的树干从头到脚都是细密的枝叶，自上而下形成一座严严实实的绿塔，盖住十几平方的空间，细密的叶片之中结着嫩绿的小果，扯一颗放在手里轻轻一捏，指尖便是一阵怪异的麻香。我低下身，看到四五根碗口粗的枝干如同蛟龙一般互相缠斗在一起，实在无法估量这几株花椒的树龄，因为在洱源老家，我所见的花椒树几乎都是长不大的灌木。而两者的区别，似乎老家的花椒树都是碎叶，眼前所见的则似是柳叶一般宽大，却又比柳叶更多了几分绵软。晚上回到家里，我上网查阅了一下，方才知道我老家的“小灌木”原来是“六月椒”，适宜于海拔较高的干冷地区，每年农历六月便是成熟期，果子从绿变红；而今天看到的粗壮椒树则被称之为“九月椒”，顾名思义，成熟须得农历九月，但果子成熟时依旧为暗绿色。六月椒口味纯正，而且油质丰富，麻香之中隐着一股淡淡的回甜，所以我们多用于凉拌和小炒，九月椒则寡麻少香，因此常用于膻腥味较重的食物，比如烹羊煮鱼和火锅。

海潮河村中心的十字交叉口，我还看到一两口古井，井沿上被吊绳磨擦的清晰印记，印证着村落的古深。云峰说现今这样的古物也常被人偷走。我有些费解，便又听他说这样的井沿被卖到旅游区，用机械打个井后安在上头，一口千年老井、乃至一个千年老村，便这样打造出来了。我抬起头，用惊愕的目光看着洱海上面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