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之湖

2018年7月8日

星期日 晴

寻访喜洲

我在沙村小集上买到一兜小包子后继续前行，很快村子也到了尽头。一出沙村，就感受到村边田野的空旷。海舌在正前方，被沿湖高大的绿树掩映，远远看去能感觉到神秘和幽深。一条土路一直延伸到金圭寺村的海舌路口，两边的田地草色清新，特别是一块人工湿地，也悄悄显露出丝丝绿意。唯独不让人叫好的，是两边稀疏并且孱弱的稻田。

时下已是七月，往北七十公里纬度更低的洱源老家，秧苗早已过膝，然而在气温更高一两度的大理坝子，秧苗高度似乎还没有一拃。这个丰饶的大理坝子，事实上一直都是老家洱源农业种植的风向标，二十年前，前往下关读书我会在这条路上往返，每每栽收季节迫近，风尘仆仆的我一回到村里，村人们几乎都会向我问起：“大理那边开秧门了没有？”如果回答是一个有字，那么很快十天半月之后，村民们也就进入了抢收栽种的紧忙之中。开镰时的景况也都大抵一样。可如今这一切却似乎完全反了过来。

半个小时后，我在海舌路口坐上一辆电动三轮车，便与开车的驾驶员说起，他说那是因为今年村民大多选用了机械栽秧，不单分苗太稀，间距过大，还栽不成直线，看来今年歉收是定局了！

他说话时脸上却并无惋叹之色。他刚载上我的时候要价二十五元，最终以十元说定，结果就在金圭寺村中心，他又接连载上四个学生，每人收费五元，大约十分钟后到达喜洲，就有三十块钱揣入怀里。可见一台投资不过几千块的电摩托，每天都能有上百元的收入。可如今米价却贱得很，一亩农田的辛勤所得，兴许还不够他摩托车跑上一个月的所得。由此可见，洱海之边一向辛勤细致的农人，在面对他们世代赖以为生的土地，也就如此浮皮潦草了。

此时立身的喜洲却是我一直心怡的圣地。正所谓名山秀水有佳人，洱海西岸历史悠久的喜洲古镇是大理文化版图上绝对绕不过的地域。作为大理两千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喜洲早在六诏与河蛮并存时就已是白族聚居之地。它原为大理河蛮的城邑，隋代史万岁曾驻兵于此，因而又称之为“史城”或“史赕”，唐时南诏国曾在此建都，《大理县志稿》载：“唐大历十四年，异牟寻立功迁史城，贞元初始改筑羊苴咩城。”喜洲时称“大厘城”，当时已是“邑居人户尤众”，是南诏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十睑之一”。

随着滚滚的人流走进喜洲古街，两边的房舍颇显古意，我似乎嗅到了历史深处的气息。我知道，喜洲作为短暂的南诏都城，后为防备吐蕃的进攻而迁都羊苴咩城（今大理古城），但并未就此衰落。在大理，自古即有“穷大理、富喜洲”之说，喜洲人被称为“白族的犹太人”，历来文商并重，家家户户都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在轻盈的脚步中来到古镇四方街中心的牌坊下，只见坊上刻满了小镇曾经的历代名人，短短明清两代，居然就有进士35人，举贡200多人。而另一个数据却更加让人肃然起敬：新中国成立后，喜洲籍享受正高级以上职称待遇的学者专家就达400余人，因而又被誉为“四百教授一家乡”。

喜洲人素来富有进取心，敢想敢干敢闯，至今足迹遍布全球，享誉云南的“三大侨乡”，自然首推喜洲。而且喜洲自古富不忌贫，贫不妒富，早在民国时期，巨商严子珍、董澄农等为首的“四大家族”，热衷于公益事业，建成万花溪电站，使喜洲成为大理最早点亮电灯的集镇；同时建医院、办学堂，修桥补路、支持教育，还在抗战时期力促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西迁喜洲办学8年之久。崇文尚教之气，令老舍亦十分惊叹，直言恍若走进了“英国的剑桥”。

历数喜洲人文，其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明正德丁丑（1517年）考中进士的杨士云。至今在大理当地人心中，他的声名丝毫不亚于我先前提及的杨黼和李元阳。杨士云字从龙，别号弘山，生于明成化丁酉（1477年），卒于嘉靖甲寅（1554年）。自幼聪慧，并且年少力学，工于辞藻，但早年却在科场中一再失意，考中进士时已是不惑之年。入仕后先选翰林庶吉士，后转给事中，不久因父亲去世，千里奔丧回家，料理完后事，亲戚朋友都劝他回去做官，他却称“太孺人（母亲）在堂，何忍离去，且万无奉以俱往理”，从此守孝不归，在家孝养母亲，并终日坐卧小楼，人称“七尺书楼”，悉心研究学问。直至后来母亲去世，亦不复出。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终成一方巨儒。后有清代大理名士赵藩主编《杨弘山先生存稿》12卷，广泛涉及经书、子集、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乐、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影响较为深远。

更让我敬佩的是他的人格。据载，杨士云为官清廉，并且为人刚直，关心人民疾苦，在京任职时，闻河北等省发生灾情，即奋笔书成《赈济饥民议》，上书明朝皇帝。正德己卯冬（1519年），杨士云奉诏查盘湖贵粮积事，事后取道省亲，远离家乡千里之外，即遣退随从人马，单车匹马回乡，不想以权势耀武扬威，欺压百姓。后来回归故里，终日坐卧的“七尺书楼”狭小简陋，地方官员十分同情，建议扩修，他却说：“先人容焉，于某侈矣。”安贫乐道，足不越户，潜心修习，闭门读书，直至去世。

从杨士云到李元阳、杨黼三位明代大家身上，似乎可以粗略地看出大理古代文化人的整体形象，首先都是积极进取、为民请愿的入世态度，但看到朝纲不振、世风污浊，即便辞仕回乡（而杨黼则终生不仕），偏居故里，亦不会自甘堕落，或潜心修习研读，或济困扶弱、匡扶正义、修缮古迹文物，体现一种刚正的人格和胸怀天下的责任感。

直到今日，“七尺书楼”依旧潜隐于喜洲古巷之中。喜洲古巷有一种浓厚的历史沧桑感，从四方街旁的一条小巷穿进，一色低矮、古旧的房舍，在明朗的阳光下更显久远之气，每一道门、每一堵墙上，都挂有一些象征其深厚历史的招牌，哪怕是在一个窄小的门楼前，我都会抱以一种仰视的目光。

然而在这样一个自古名人辈出、饱醮文墨书香的古镇，最让人感叹的居然是白族的民居。喜洲白族民居建筑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白族建筑群落，保存完好的至今仍有88院，横跨明、清、民国六百载光阴。而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七尺书楼”只不过是一个窄小简陋的小院，土木结构，瓦顶泥墙，却在孱瘦之中略显高挑，正如当年主人一般，隐在古镇之中显露几分仙风道骨之气。我久久凝视，看到旁边亦有人和我一样，在形迹斑驳的墙底静静地仰视一番，接着充满虔诚地拍下一张照片，方才不舍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