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麟：栽秧会让栽秧特别好玩

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时间在中国文学作品里的意象，是农民最为劳苦的象征之一，劳苦而无奈，所以苍凉。至于栽秧，更是一件苦差事：双脚陷在泥浆里，随时有可能被蚂蟥吸咬；低头弓身，一天下来腰都要断掉；左手分秧动作要快而均匀，右手不停地将秧插到泥水里，时间长了手指头要破；晴天还顺当些，下雨，披片簑衣湿淋淋地劳作真是无限愁苦的。

不过，如果你去过大理周城，听杨麟讲起大理的栽秧会，就会知道，栽秧在大理，可以是一件多么好玩的事情！

杨麟1952年出生于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十多岁就跟着村里的杨学仲、张明举、杨春芳等老艺人活跃于各项文娱和民俗活动，1989年就以《白族青年》为题，荣登《云南画报》封面。有意思的是，同期《云南画报》上，还有《白洁夫人》剧照，正是白剧省级非遗传承人叶新涛饰演的版本。30年后，在杨麟家翻着这本杂志，昔日的白族青年已成为年近古稀的老艺人。当我拍下剧照用微信发给叶新涛老师，她回说：“已珍藏，那时候我有多瘦啊！”谁能料到，时隔30年，杨麟与叶新涛，因为同是非遗传承人，再次一起出现在《大理时讯》“非遗大理”专栏，并将一起共同出现在《大理守艺人》这本书里。文化的魅力之一，正是如此吧！

今天的杨麟，是周城村家喻户晓的“秧官”，每年带着几个徒弟以传统栽秧会的形式，组织全村吹吹打打、载歌载舞栽完所有的秧田，近年来收集整理出全套的栽秧会流程，并致力于栽秧会的传播。2016年，杨麟被评为大理栽秧会州级非遗传承人。

2019年初冬，走进各色扎染及白族服装铺子林立、两旁停满车辆的周城长街，路过大青树下熙熙攘攘的周城菜场，右转进入一条看得见洱海的小巷，约20米，左转，便是杨麟的家：一个方方正正的白族院子，院心、墙角、过道上栽满各种盆景，收整得极为有序，一尘不染，其手勤脚快，可见一斑。

杨麟中等身材，微胖，浓眉大眼，面容写满白族特有的质朴、和善，言谈爽朗，正是很有组织、号召力的秧官形象。接我进门，两三寒暄，便取出三种关于栽秧会的资料来。我说不要资料，要听您讲。他便笑呵呵讲起了栽秧会，言谈间大有大本曲艺人的气韵——后来才知道，事实上，栽秧会要唱大本曲，唱的都是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调子，再次验证，民间艺术植根生活，或者说它们就是民间最原汁原味的生活。

从他的讲述中得知，大理一年一度的栽秧会是一项融劳作、祭祀、歌舞、娱乐、美食、社交于一炉的重大节庆活动，其起因，是为了团结互助，按时完成栽插事宜。

在大理洱海周边，包括大理市和11个县的坝区，一年栽种两季，春夏栽秧，秋冬播小麦或点蚕豆，其中，栽秧是件大事，关系着一年所有家庭的主食——米饭问题。栽秧要抢节令，短短十来天就要把秧苗栽完，在不支付工资的前提下，就需要调配劳力，互相帮忙，再或者有的家庭因病、外出打工等原因没有劳动力，村人也不会落下他们，一定会匀出劳动力来给他家按时栽插完毕，所以，就有了以村为单位的栽秧会——一个自发的栽秧组织。所以，栽秧会一方面是一个节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民间临时组织。

每年三四月份，村里要早早选出秧官，即栽秧会的总指挥，同时选出一至二位副官协助组织栽秧诸事。这个秧官不是随随便便选的，一是要会扎秧旗，二是要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三是要懂得风俗习惯。在周城村，都不用选了，就是杨麟和他的徒弟们。

每年立夏前后，杨麟就带着徒弟们开始扎秧旗。秧旗的旗杆为10米以上的实心竹子，要到鹤庆山里采买，差不多200元每根，一次买二三十根，用铁丝紧紧捆扎在一起，晾干，为的是让它变得很直。晾干定型后的实心竹子，包裹上白布和红布，杆子中间部分挂一面深蓝色白边的三角旗，旗子上、下端的竹杆部分，系蓝、绿、红彩带若干，便是五彩缤纷的秧旗了。大秧旗一般为4至8杆，长约10米，非常鲜亮显眼，每杆大秧旗配大秧桩一根，小秧桩三根。扎好后，再准备挑秧担4至8担，令旗2面，猪头、全鸡、鸡鸭蛋、水果、灯油蜡烛、香炉等祭品祭器，就准备“开秧门”。

开秧门时，先“出秧旗”，即将秧旗由村里的文化站抬到村委会。抬时，每杆秧旗由4名男子抬、护旗，后面紧跟着唢呐和打击乐师6人、唱吹吹腔和小调的歌手2人，打霸王鞭的12至16人，抬摇钱树（一棵悬挂葫芦、铃铛、红绸的柳树，绕三灵时叫“花柳树”，是汉族的叫法，白族传统叫“摇钱树”）的2至4人，抬担秧的4人，且为2男2女，背秧的40人，法师一人负责祭祀，秧官1至2人全过程指挥。这样，长长一队村人，载歌载舞，热热闹闹，在火炮、香斋的迎接下，全体到村委会院子里举行祭旗仪式。

这时，法师将宣读祭旗文：

观音老祖上天堂，求得谷种济白乡。

年年丰产又丰收，安居乐业度时光。

今年又逢某某年，祭拜秧旗表心肝。

田公地母齐相助，求得稻谷装满仓。

祭完旗，村委会负责人向秧官授令旗、令锣，秧官接过了，这样唱：

我是周城的秧官，令旗令锣手上拿。

祭罢秧旗祭天地，田公地母笑哈哈。

风调雨顺又一年，全村老少同喜欢。

秧苗长得绿油油，穗头结得猫尾巴。

村委领导齐努力，经济生产几手抓。

自从今日开秧门，秋来户户粮满仓。

你会惊讶地发现，村委会的工作，与栽秧会自然融合，村干部的工作与民俗活动和谐共融。在轻松愉快的节庆活动中，全村团结互助，目标一致，心心相连，将农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是周城的特色之一。

祭过旗，大部队就浩浩荡荡来到田主人家，主人家同样香花烛火祭品迎候。这时，法师会说：“公元某某年，周城村开秧门大旗进第某小组某某家，秧旗进家，满院生光，恭喜发财，大发大旺。”

接着，主人家为秧旗“挂红”，即在秧旗上悬挂一块长一丈六的红布，以示喜庆，大家一起敬旗，之后在主人家吃中午饭，吃罢饭，这才出发下田。

下田前，村里的周德会（洞经音乐会）要念诵吉文，并配以《南清宫》《原始腔》《普天乐》等洞经音乐；莲池会齐声诵经；秧官也要来一段吉文。

其中，莲池会的经文最有意思：

一穗谷子开金花，先养露水后养秧。

青枝绿叶保养住，甘露蜜水供养它。

保养谷子成熟果，做出斋饭敬菩萨……

念诵完毕，随着秧官一声“开秧门啰！下田栽秧啰！”伴着锣声，这才算正式开秧门，大家下田栽秧。周德会、莲池会在一边奏乐诵经，田里的人们则用白族调对歌、小调演唱，旁边有的人甚至唱起了吹吹腔。这样男女嬉戏，唱唱笑笑，人人欢喜。这时，秧官也不闲着，手持令旗，敲着铜锣，在一边催促人们快快栽秧。

夏天的大理万物丰茂，满目青葱，天蓝得浅浅的，云朵多为丝絮状，知了时不时热得唱上几段。几声雷响，一场雨来了又走了，彩虹便如大桥横跨苍洱之间。人们在如画美景之中劳作、歌舞、庆祝，无比欢娱，一副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赞歌，年年唱响在这片丰饶的田园。

栽秧快结束时，唢呐队就会吹起催秧调，秧官在调子里频繁催秧，大家一鼓作气，早早将秧栽完。栽完秧，人们还要在田间用泥巴和水互相打闹，玩笑够了才收手。

此时，秧官和田主人祭过田公地母，大家在田头一起吃饭，发洗脚豆。所谓洗脚豆，就是田主人焙炒的蚕豆，从中医的脚度来讲，栽秧时人们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雨天又难免被淋湿，吃蚕豆，正好起到排湿的作用，可见白族是一个多么有生活智慧的民族！

吃完饭，所有人按来时的队伍顺序回村文化站，栽秧的人们休息，其余像村社干部、水管所的管水员、秧官、热心人士等，在文化站举行御旗仪式。然后，又分别到祺摩甸、前麻涧、海边龙王、山神庙、龙泉寺敬斋。

敬毕，人们聚集在田主人家，跳财神、唱大本曲、演出歌舞庆祝，主人家茶酒招待，同时给组织协调出力的人、栽秧的人包红包，18元、28元、36元、38元均可。歌舞、帮闲的人，只请吃饭，没有红包。周德会、莲池会的人，将支几百块会费作为劳务费。总之诸事无不周详，合情合理。差不多欢聚到晚上11点左右，众人才四散回家休息，一整天的栽秧会才算结束。这样的活动，要重复十来天，每天都栽主人家以及主人家周边的田块，直到栽完所有的秧田。

整个过程中，秧官需要调配的主要是哪些人哪天栽哪些田，其中绝大多数是互相帮忙的。极少数是因为外出打工、生病、家中没有劳动力的，就需要匀出人手来，给那家人栽秧，但流程都一样，绝不会因为那一家人没有劳动力而随便一些。总之全村人的秧都要按时、按质、按量栽完，秧官将终其整个栽秧过程。如果问杨麟老师有没有红包以外的报酬，回答是否定的，甚至会有点意外，怎么会？因为组织栽秧这样的事，是天经地意啊，与金钱不相干的。

栽秧会期间，家家都要杀猪，不然要上街采购很多猪肉，大办“栽秧饭”，全村人将栽秧栽成了节，呼朋唤友，喝酒吃肉，欢欢喜喜，年年如期。

最是拔秧小调婉转动人，情意绵绵：

走了九弯十八弯，来到田中拔小秧。

下田不信山泉冷，拔秧不怕虫咬伤。

一边拔秧唱小调，有说有笑心喜欢。

日子好过田中乐，赛过神仙过日子。

五月农忙好时光，白族儿女拔小秧。

左右两手齐头进，双手合一把。

妹是田中一枝花，哥是田埂一蜂王。

蜜蜂采花桃花样，寻找好姑娘。

哥是田中一行家，沟直墙平如绣花。

功夫不负苦心人，稻谷堆满仓。

花恋蜜蜂蜂恋花，田中意向结鸳鸯。

小秧插后秧苗壮，哥妹结成双。

这栽秧会，还会结出爱情的甜蜜果实呢！

杨麟，男，白族，1952年出生于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十多岁跟着村里的老艺人活跃于各项文娱和民俗活动，1989年以《白族青年》为题，荣登《云南画报》封面。作为周城的“秧官”，数十年来带着徒弟们以栽秧会的形式，组织完成全村的栽插工作，近年来收集整理出全套的栽秧会流程，并致力于栽秧会的传播。2016年，被评为大理栽秧会州级非遗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