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中秋月圆时,故乡亲友声声呼唤催促着我返乡,而女儿要等下午下班后才能驱车前往,那边的亲友连声嘱咐,不着急,注意安全,等你们吃晚饭。
汽车在平顺的大丽高速路上行驶,窗外的风景如一幅幅精美的图片在我眼前掠过。这条大半辈子都在行走的归乡之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适、快捷,禁不住心潮涌动,思绪回到了并不遥远的过往。
我出生在大理古城,故乡在距离一百多公里外的剑川。过去没有公路,父辈的出行基本是步行,有条件的则靠马帮代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新建的滇藏公路从苍山脚下蜿延前行,一直往北延伸,仿佛直入云端,路况的险峻、交通工具的稀缺让故乡的距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变得遥不可及。
第一次踏上归乡之路,是搭乘一辆县拖拉机站的“东方红”牌拖拉机,驾驶员要到双河煤矿拉煤,让我搭他的便车。早饭后出发,坐在驾驶员旁边的轮罩上,一路轰鸣颠簸,七弯八拐,上坎下坡,全身骨头像散了架。开始爬拉渣坡后,路况更为艰难,盘山道蜿蜒起伏,弯大坡陡,人被弄得头晕目眩,到县城时天已擦黑。
出行上路,年轻时无所谓,挎一个包,说走就走。那时的客车不查超载,客车上都会备几个小板凳,大多数时候乘客把整个通道都挤得水泄不通。有时连小木凳都没有了,引擎盖上都挤满了人,就只能在车门旁站着。好几次我挤上客车就开始站着,一百多公里路程,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这样直挺挺站完全程。
以后是一家四口的往返,比起单身就麻烦得多,看见我们拖着幼小的孩子和大包小裹的随身物品,过路客车连停都不愿停。特别遇到节假日,在外地工作的剑川人都忙着回家过节,每辆客车都拥挤不堪,好几个清晨一家人站在大理古城西门外,顶着凛冽的寒风,看着一辆辆满载旅客的班车呼啸而过,但就是上不了车,內心既无奈又酸楚。
三十年前一个大年三十的清晨五点,我们领着幼小的儿子和女儿,再一次走向西门外去搭车回家过年。出城门上公路,路边伸手不见五指,偶有一辆客车停下来,车厢里灯亮了,就看见密密麻麻都是人头,早有人群一拥而上,有时挤上去一两个,有时看到人太多,驾驶员干脆门也不开,加大油门,绝尘而去。太阳慢慢升起来了,路边搭车的人也少下来,我们依然在路边守候。这时一辆中甸林业局满载蔬菜的大货车停到我们面前,驾驶员到路边提水给水箱加水。我趁机和驾驶员套近乎,让他爬到驾驶室边上,我把水桶递给他,水加好,我请他带我们,他看看我们拖家带口的狼狈模样也不好拒绝,把货厢后边的大白菜重新堆码整齐,铺上一块毡子,一家人就坐在堆满白菜的毡子上,手扶货厢护拦,一路颠簸回家。
“老爸,到家了!”女儿停住车,一声呼唤,我才从回忆中醒来,看看时间,5点半出发,7点到家,一眨眼的功夫,就从洱海之滨来到金华山下,与亲人们围坐在摆满珍肴美味的餐桌旁。七十年沧海桑田,新中国变化万千。多少辛酸艰难的生活历程已经成为过去,滇西高原交通的腾飞带给白族民众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便捷和愉悦。走在宽阔平坦的故乡大街上,我拍拍女儿的肩膀,想不到三十年前钻在白菜堆里被颠哭了的小姑娘,今天一脚油门就跨越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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