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敬 真 诚

2019年2月26日，冯牧先生百年诞辰。一位身居高位、位处要冲却赤子一般真诚的人，不仅心悼，还要文祭，将骨鲠在喉之痛之哀化为文字呈于世人。

冯牧先生，1936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到延安学习和工作，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文化部长，云南省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先生是忠诚于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指战员和战士，是忠诚于党的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忠诚于文学书写的我国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

首晤先生1989年，鲁迅文学院。先生与陈荒煤先生来校，并晚餐。早悉知先生视云南为故乡的赤子深情，又亲睹先生举止言笑如坊间所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于是一破陋习，摒弃大人物前的自卑，与之搭话，并表示再一次拜望的意思。想不到先生竟告诉我住址，并说几路几路公交，下车不远就是，好找。原来，真正的大人物是这样的德性和作派！找到西长安街木樨地24号楼，登堂入室进了先生家——出入尽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处。有两次拜访中途来客，都是我辈需仰视之高人，我遂告辞，先生都抬起手用手势招呼我坐下。而每次拜访辞行，下完楼梯，回首先生还一步不移站在送行的门口，朝我挥手。先生的家，高朋满座，但也有白丁、草根、底层的位置，犹如先生敞敞亮亮包容世界的心地和情怀。

这不是大人物，是长辈。这不是省部级高官，是师友、师长。这不是文坛的江湖霸主，是可以信托的大家和台柱。因此才会萌生请他为书写序为报题辞的念想。1990年上北京，请他为白族作家散文集《爱的流泉》写序，先生开门见山，一吐情愫：“今年初，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朋友们，选送一部题为《爱的流泉》的散文选集书稿，希望能够在新中国四十周年的时候作为对于祖国的献礼出版，并希望我在书前写一篇短序，作为对于这本极富民族色彩的作品的推荐，也作为我对于生活在那片壮丽神奇土地上的白族人民及其作家们的友谊的纪念。我怀着一种如睹故人、如归故乡般的亲切之情阅读了这本作品。”1994年先生来大理，请他再为《洱海》小报题辞。先生欣然命笔：“银苍玉洱，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的山川形胜之地，人文荟萃之邦。祝愿大理人民，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中，焕发新的光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书赠洱海文化月报。冯牧。1994年9月19日。”1995年9月5日，先生在北京逝世，相距一年不到十四天。先生没有看到新世纪，但他祝愿和钟爱的大理，大理人民，走进了新世纪，包括改革开放四十年和建国七十年。

先生逝世前两年，1993和1994，都来云南，来大理。1993年，找到睽别四十年的当年部队的通讯员。一在京都一在云龙大山深处的两位老人，互相凝望的眼都有泪，互相紧握的手都颤抖，互相靠拢的心都在痛，满满兄弟爱战友情，再无别的标注和水分。两年来大理，两年找樊斌，云南军区时期的文友和战友。看樊斌的眼神，招呼樊斌坐拢的一招一式，聆听樊斌讲话的神态，都是哥哥对弟弟九死一生的疼惜。不见樊斌难受，见了樊斌也不好受。对当年生死患难的战友和兄弟，没有任何虚饰，除了真诚还是真诚。

1993年5月，我陪先生到州博物馆，到万人冢，到感通寺。在博物馆白族民俗展馆的堂屋展位与先生合影，先生坐在中堂前的八仙桌侧，肘靠桌沿，两手握拳于身前，头微仰，泰然慈祥而又些许疲惫。我长筒雨靴（当天下雨），灰茄克，蓝布裤，头发蓬乱，露着牙齿微笑，纯纯粹粹刚从农田回到长辈身边的农家子弟，紧挨着先生。在感通寺，捧着“掌中宝”摄像器，朝苍山洱海扫描，一旦有了美点，便喜呼我过去看镜头，乐得像回故乡的孩子——赤子和游子交织的孩子，大自然的孩子。1994年9月，到了大理还去丽江，文化局派车送他，称驾驶员“小师傅”，食宿起行悉心看顾。临别，送一部自己的著作，还不忘自掏腰包买一条上好的烟相送。情真意诚，真心诚意，像爱通讯员爱樊斌爱我一样爱小驾驶员。因为，我们都是他心心念念的“云南人民”、“大理人民”，是他视为“故人”的乡亲。先生“谈起‘彩云之南’，他总是双目闪发出醉洋洋的光亮”（徐怀中语）；谈到自己，他最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头上戴着光环的、高踞于众生之上的完人。”

冯牧先生辞世时，正好是我现在的年纪。先生活着会怎样？ 一个坚定的声音，在前方，在远方——回答：真诚，继续真诚……

先生就是一个向世界真诚了一生的人。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