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俭约 摒弃奢华 发扬光大法良意美的“喜洲精神”

每一段留不住的岁月

都有一个忘不掉的故事

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却是最美的时光

1936年5月26日，一场举世瞩目的集团结婚典礼在祖国西南边陲小镇——大理喜洲财神殿举行，12对新人一起携手走进婚姻殿堂。82年前的“史城镇（喜洲）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 开创了有文字记载的在中国农村首次举办集团婚礼的先河，其改良农村旧式婚礼的奢侈浮躁，减少无谓的应酬往来，倡导俭约，摒弃奢华与铺张，不行繁琐礼仪，也不呼朋唤友、大宴宾客等积极向上的举措，实为法良意美，此举至今仍有深远积极的影响。

今天我们深情纪念“史城镇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在喜洲财神殿举办82周年，向大家讲述一个动人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名叫苏联棋，82年前的今天，她便是12对新人中一位美丽的新娘。

我们缅怀她，更难忘那场刻骨铭心的集团结婚典礼。

引子

2011年2月2日，正是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万众欢腾庆新春，合家团圆情融融，人们都沉浸在无比浓烈的春节喜气中。这一天，在大理喜洲染衣巷市上街68号一幢传统的白族民居中，95岁的苏联棋老人安然地走了，离开了她守望了75年的这方故土。她走得很坦然，只是眼睛始终不肯离开从东北方向开启的那扇大门……

四合五天井里的亲情

大理点苍山五台峰夕阳的余晖渐渐隐去，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依然静静地坐在家中堂屋的前廊下，默默地注视着自家的那扇大门……这时，另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走到她身边：“阿妈，屋里去吧，外面凉。”“哎，你爹还是没有回来。”老奶奶喃喃低语，像是对儿子的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老先生没有说话，他轻轻地扶起老妈妈往屋内走去。老妈妈名叫苏联棋，时年95岁，老先生是他的儿子，名叫杨士英，时年75岁。不过，老先生并不是苏妈妈生养的，而且直到老先生20岁以前，他们也并不熟悉。确切地说，直到杨老先生结婚以后，苏妈妈才认下了这个儿子。而在此后的50多年里，苏妈妈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子，杨老先生多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母亲，古老的白族院落里多了一份感人的亲情。因为他们住的房子是喜洲古镇白族传统民居的四合五天井，所以这是一个发生在天井里的真实故事，一个关于信念、关于亲情、关于家庭、关于社会的故事。

不过，这个真实的故事还要从82年前说起。

集团婚礼 缘定终生

1936年5月26日，在中国云南西部的大理史城镇（喜洲），举行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有12对新人参加的集团结婚典礼。据考证，这是目前有文字记载的、近代在中国农村举办的第一次集团结婚典礼，苏联棋就是其中的一位新娘。年芳19的苏联棋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当时四邻八村上门求亲的人可不少。而苏联棋，或者应该按当时的称呼称她为苏大小姐，却早已有了自己的意中人。苏大小姐1917年12月28日出生在喜洲镇染衣巷一户苏姓人家，家人为她取名苏莲奇。苏莲奇自幼聪慧，女活绣花更是一绝，加上身姿窈窕、面容清秀，苏家小姐的名声在喜洲一带越来越大。不过，苏莲奇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儿：“那些公子哥儿们，我看不上眼。”

当时，喜洲经济发达，号称“大理的小上海”，涌现出一批工商业巨子，史称“喜洲商邦”，在云南乃至东南亚影响深远，而喜洲的社会、文化也独领风骚。1936年，旅沪喜洲人在上海创办的杂志《新喜洲》，在国内外影响深远。苏莲奇的证婚人就是曾经参加过“公车上书”，后赴日留学的清末举人喜洲绅士赵甲南先生。那么，苏大小姐的意中人是谁呢？他叫杨锡羡，是苏莲奇姑妈的儿子，两个人是姑舅表亲，可谓青梅竹马。而杨锡羡不仅英俊潇洒，且颇有才气。当年，杨锡羡就曾根据自己参加集团婚礼的体会写了一篇名为《写在参加集团结婚后》的文章发表在《新喜洲》杂志第二期上面，文章署名“杨锡羡 苏莲奇”。杨锡羡在文中写到：“……去年阅报，见上海人士，在提倡集团结婚，细究内容，觉得法良意美，事简礼隆，实在是一剂医治现时婚姻的对症良药。到了当年冬间，恰好我喜（笔者注：即喜洲）也有集团结婚的发起，我便非常高兴，参加其中，奔走宣传，努力工作。”私下里，杨锡羡对苏莲奇的父亲说：“舅舅，我要参加集团婚礼……你让莲奇嫁给我吧。”当时的集团婚礼是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推行“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而边陲小镇喜洲民间的姑表亲习俗仍然延续着，有“姑表亲，亲上亲”的说法。看到两个年青人真心相爱，双方父母自然也乐见其成。于是，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苏莲奇和杨锡羡参加了在喜洲财神殿举行的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据《新喜洲》杂志记者杨本华的报道，这次集团婚礼一共有12对新人参加：“……是日，（五月二十六日）男女前来参观者。踵接肩摩。万人空巷。会场内外，楼上楼下，几无隙地。四乡来饱眼福者。络绎不绝。大小道途。为之梗塞。史主任。王县长。杨局长。又每对分赠小巧玲珑，极其美观的银质镀金，银质珐琅，证章各一枚，以资鼓励。城中各摄影师。亦皆于当日，群携照相机及手照机前来。争相照片。王县长夫人及县党部杨、郑两女士。则先一日即来喜参加，表演西乐。热闹情形。为历来任何婚嫁，任何节会所未有。”

婚后不久，杨锡羡决定实践自己对妻子许下的诺言：“挽救当前的危机。”临行前，他对妻子说：“我要出去做事情了，别人问起的话，就说是去做生意了。问我在哪里，就说不知道。”然而，这一难分难舍的吻别竟是75年！

也许，我们永远也见不到杨锡羡了。根据苏莲奇在昆明工作的弟弟提供的信息和寄回的一张杨锡羡穿军装的照片，得知杨锡羡后来参加中共地下党，在赴延安途中被捕入狱，此后便下落不明。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苏莲奇生下一个男孩，不幸的是，孩子因为生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孩子死了，丈夫又不在身边，苏莲奇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坚强的苏莲奇有一个信念：她坚信丈夫还活在世上。每天，只要她坐在屋檐下，大门就一定要打开，家里人都知道，她是想要第一眼看到丈夫回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春去秋来，周而复始，她已经守望了整整75年！

批斗会场 母子相认

解放后，喜洲和全国一样经历了社会的变革。这时，苏莲奇的名字再次登记后改成了苏联棋。或许，是为了盼望丈夫早日归来，或许，是为了纪念早逝的儿子。由于“左”的思维影响，喜洲在革新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悲剧。

50年代初期，喜洲成立了“青年组”，一些被解放了的童养媳和小丫鬟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她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有说有笑，日子虽然艰苦，倒也开心。苏联棋因为手工做得好，就负责教这些女孩子学绣花。日子久了，大家慢慢知道了她的身世。小姐妹们说：“苏妈妈，那么多人喜欢您，您为什么不改嫁呀？现在妇女都解放了嘛。”苏联棋说：“我和他就是自由恋爱的啊。而且，我觉得，其他人都不能取代他，他去延安了，他会回来接我的。我爱他，我一定要等他回来。”小姐妹们又说：“您对我们这么好，那您就任挑一个做您的女儿吧。以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一起生活。”苏联棋听了很开心，就对她们说：“要我挑呀，就挑毓兰。”

苏妈妈说的毓兰姓杨，解放前因为父亲抽大烟导致家庭落败，5岁时就被卖给了有钱人家做童养媳，解放后，政府把她从婆家解放了出来。毓兰从小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因此非常珍惜苏妈妈对自己的关爱。而苏妈妈也喜欢这个心灵手巧的孩子，总是夸她学得快，绣得好。或许，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转眼，几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毓兰也20岁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她也该谈婚论嫁了。杨毓兰对苏妈妈说：“我喜欢杨士英，他也喜欢我，不知道好不好？”苏妈妈说：“那个孩子有修养，书香门第，他爹是读书人，我看这样的人挺好。”于是，两个彼此相爱的年青人就结婚了。

杨士英1937年出生，和苏妈妈去世的孩子同岁，父亲杨灿然是喜洲五台中学的教员，曾做过云南《均报》的编辑、云南省高等法院的秘书等，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成员，曾经组织过反对国民党政府内战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也正是这一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为他的人生和家庭带来了不幸。1952年，杨灿然被错定为“反革命”，受到镇压（枪毙）。年仅15岁的杨士英从此失去了父亲。由于家庭的熏陶和父亲的培育，杨士英的文学和书法功底都很扎实。在父亲被镇压后，他秉承“人之初，性本善”的遗训，仍然积极地为人民公社服务，一直是“识字班”（笔者注：当时政府组织的“扫盲班”）的老师。杨毓兰正是在“识字班”结识了这位命途多舛的年轻小伙。

1956年，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正式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当时，杨士英弟兄三个，大哥和二哥解放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在临沧和楚雄工作，因为父亲的缘故，也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杨士英身上。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杨士英很快受到了“血统论”的冲击。1957年，新婚后不久、20岁的杨士英就被戴上了“反革命子女”的帽子，接受群众的批斗。杨毓兰痛苦地向苏妈妈哭诉：“苏妈妈，我好命苦。士英他爹是反革命，已被政府镇压，可士英才20岁，他又做错什么事了？他一直都在为党工作啊。”苏联棋震怒了，她劝杨毓兰不要伤心：“毓兰，别害怕。苏妈妈帮你们。他们说士英是反革命子女，我这个贫下中农就要认这个反革命子女做自己的儿子。”说到做到，苏妈妈立马来到批斗会现场，她拉起杨士英当众说：“这个娃娃早就和他爹划清界限了。现在，他是我的儿子，你们不能批斗贫下中农的娃娃。”就这样，杨士英和杨毓兰正式搬到了苏联棋的家里，组建了一个亲情浓于血水的和睦家庭。

杨士英和自己的儿子同岁，苏妈妈感觉好像儿子又回来了，这就是她和杨锡羡的爱的结晶。看着杨士英，苏妈妈更加怀念自己的丈夫。一有空，她就坐在屋檐下，眼睛始终注视着东北边开启的那扇大门，她巴望着丈夫尽快回到温暖的家庭中来。

相濡以沫 情暖人间

苏联棋和杨士英夫妇没有被生活的艰辛压垮，一家人相互帮扶、相互关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苏联棋的精神支柱，就是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有了这种信念，她觉得什么困难也难不倒她。她为人耿直，性格刚强。绣花的工作中断后，她又参加了农村医疗合作组，通过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生员”。“老人家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两代人都是她接生的。”村里人至今念念不忘苏妈妈的恩情。而杨士英则到农具厂做了一名工人。虽然他从小没做过什么重活，但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充分发挥自己在文化知识上的优势，刻苦钻研，车工、焊工样样精通，脏活累活抢着干。1981年，杨士英所在的农具厂倒闭，64岁的苏联棋也从接生员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杨士英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在家里置办了车床，加工农具零部件，日子倒也过得舒舒心心。

1976年和1984年，杨士英的生母和杨毓兰的生母先后去世。而这时，苏妈妈已是67岁的老人了，但她一点也不显老，身体硬朗得很，因为她有坚定的信念，她仍在坚信丈夫总有一天会回到她的身边。这期间，杨士英夫妇的四个子女渐渐长大，一家人生活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杨士英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默默地工作着。每次家里有机会改善生活，儿子总会把最好吃的食物端给母亲，而母亲也总是舍不得吃，执意留给自己的孙子孙女。生活虽然清贫，家里却充满了温馨和睦。“我们那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可父亲总会想办法让奶奶和我们吃饱穿暖。”杨士英的三女儿回想起那段日子时，感觉仍然很温馨。“那时候，家里人有时就做些手工艺品，然后拿到四方街上去卖，我们姊妹几个谁想要零花钱了，就会去争这个工作机会。”“奶奶对我们很亲，对我爹我妈倒很严厉，她说这是娇孙不娇子。”

苏联棋年岁越来越大了，杨士英夫妇也慢慢地老了，但家人间的亲情却越来越浓。苏联棋还是常常坐在走廊下，守望着那扇大门，深情地遥望着远方的亲人。 “只要你阿奶在家，谁也不许关大门。她在盼望着你们的爷爷啊。”杨士英理解母亲未了的心愿。在他心目中，杨锡羡，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男人，那个母亲朝思暮想的男人也正是自己的父亲、孩子们的爷爷。他也希望父亲能够有一天突然回来，回来看看自己的母亲，看看思念他的儿孙们。

2000年，已经63岁的杨士英突然胃大出血，住院后胃部被切除了三分之一，他的身体急剧的衰弱下去。“我还要干活，你阿奶和你妈妈都需要我，我不能就这么躺下。”他坚定而又固执的把这个信念传达给了子女们：“我以后不在了，你们要孝顺你们的奶奶，她很疼你们。妈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啊！我知道，她是在等父亲回来，她深信不疑！”他像是对子女们叮嘱些什么，又像是对自己说些什么。

或许，苏妈妈痴痴地等待丈夫归来的情结深深地影响着杨士英，对亲人的牵挂支撑起了杨士英的身体，在家人的支持下，出院后，杨士英开了一间卖字的店铺。“我小时候看到我爹写的毛笔字那么漂亮，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卖字，他说，你爷爷教给我的技艺能拿来换钱吗？我爹骨子里还是有些传统读书人的清高吧。后来，他身体不好，做不了体力活了，我们又怕他闲不住，就鼓动他开了这个店铺。一开始，他还不愿意，可当人们都夸他字写得好时，他竟然像孩子般笑了起来。”杨士英的女儿说起父亲天真的样子时不由笑了起来。2007年，苏妈妈最喜欢的女儿，后来的儿媳妇杨毓兰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70岁的女儿先于90岁的母亲而去，让苏妈妈难过了好一阵子。

75年的痴情守望

在这个古老的白族院落里，亲情温暖着每一个角落。75年的等待、75年的痴情、75年的信念延续着生命。有信念就有希望，有信念，生命就有了全新的意义，苏妈妈每天执着地守望着那扇大门，她默默守候的眼神流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信念：“不管丈夫归家的路途有多远，回来的日子有多长，青山不老，岁月如梭，我和丈夫总会相遇的。” 流浪飞沙，时光变幻，安静的院落中，除了鸟叫声什么也听不见。她守望着75年前的那份感情，守望着杨锡羡会跨过门槛向她缓缓走来……

2011年2月2日，注定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日子——中国兔年大年三十，这是华夏儿女最为期待的团圆节。苏妈妈痴情地选择了这一天，她迈着沉稳的小碎步，一往情深地缓缓走向天国，在那里，杨锡羡已备好了具有喜洲风味的年夜饭……75年的守望、75年的期盼，在这一天，终于团聚了。

尾声

光阴似水，日月如梭。82周年，弹指一挥间。

苍山还是那座苍山，它正在逐年披绿。

洱海还是那个洱海，它正在逐年变清。

而喜洲还是那个喜洲，但又不是82年前那个喜洲。它也正在逐年减少浮躁。

而82年前举办“史城镇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的财神殿，现在矗立着一幢幢现代式的白族民居商住楼。

我们深情纪念“史城镇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在喜洲财神殿举办82周年，就是要倡导俭约，摒弃奢华，不行繁琐，事简礼隆，把这一法良意美的“喜洲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