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灵魂·自己（二）

一种氛围，一种情景，一个人物，甚至一个细节，一段诗，一个警句，文学书籍里的这一切，同购书的枝节，读书的场景，当时读书的心绪拌合在一起，可以深深留在记忆里构成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世界，是书的，也是你的，是你和书共同缔造的。有时候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抚摸那书就是抚摸一个世界，打开那书就打开一段岁月打开珍藏的记忆。

一本书是一个世界。

一套丛书是一个大世界。

一个大世界还包容不了一位大作家。

1962年，母亲领着我从贵州遵义回到她的大理故乡。母子二人的行李简单极了，一个行李包装着衣物和洗漱用具，再有就是一个皮箱，装着我的满满的一箱书。1962年从遵义到大理，汽车一段，火车一段，跳下汽车抢火车票，跳下火车抢汽车票，断断续续，走了七天。仅安顺到沾益，就走了三天，而且只坐上货车，崇山峻岭盘来绕去颠得全身散架，沾益厕所蹲下去我就站不起来。就这样，我那不识字的大理母亲，津津乐道地把儿子领回自己的故乡，还领回一箱书。

除了安徒生和契诃夫，还有李白、鲁迅、普希金、高尔基、海涅、莎士比亚、马克·吐温、裴多菲、涅克拉索夫、艾青，还有给了我文学启蒙文学熏陶甚至给了我终身文学情怀的书，其中就有公刘的《望夫云》。

还有一套《三国演义》。1963年因为大山太穷，我挑出拿到下关新华书店的旧书门市部卖了四元钱，买放羊穿的草鞋。没有草鞋我就不能上山放羊。别的鞋想都不敢想。

那一皮箱书，只有这部《三国演义》能卖个好价。

以后是很长一段无书可买的日子。

能够买书以后，我特意把《三国演义》重新买了回来。

到外地学习和出差也都要买些书回家。而且书的扉页，非要写上寻购的日子和地点。对旅途的回忆，对旅居地温馨的想念，是在那儿买过哪几本书。人在旅途，已经沐风栉雨，无书的日子更是流放灵魂的苦旅。

“文化大革命”革书的命，革文学的命。所有文学家的书，只有鲁迅的在出版。我想方设法，这儿买，那儿买，有一册没有买到见图书馆有，便借了赖着不还，硬硬把鲁迅从《热风》到《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十三本杂文集，全部弄齐。

以后十三本书整整齐齐在我的书架上。那整整齐齐的队伍，那精精神神永远迈着步伐的队伍，在那个年月，岂止是对鲁迅先生的爱！

“文革”结束后开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契诃夫的小说集，汝龙译，“文革”前的旧版本，直排。从《巫婆集》到《打赌集》共二十七集，下关买，昆明买，也全部弄齐。1983年3月16日一次购得十八集，不像以往，日子写在扉页上，而是写将出来，写在书脊上，见了排在书架上的书，就见到那个喜气洋洋购书的日子。

那是历经二十多年后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重逢的日子。那是如愿以偿与一位老朋友相聚的日子。一位伟大而深情的朋友。一位只活了四十四岁带给世界以巨大忧郁的朋友。二十七本小说集，只是他的一部分。

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和一见如故的新朋友越来越多。一个大世界又一个大世界向我展开。

书，多了起来。得有书架。

那时还在大山上。那时我已经结了婚，把一个山下的姑娘娶到大山同我一道过山里的日子。那时我们有了大女儿，母亲有了盼望中的大孙女。那时母亲，妻子，我，都对以后的日子充满向往。

不识字的母亲和不识字的妻子同我一道策划，请山里的小木匠给我做一个书架。

我到单位上班不在山里的时候，母亲和妻子商商量量给我买了做书架的木板。六尺板。松木。六元钱一丈。

那时的木料真便宜。那时运木料出来的是马帮。头骡响着铃铛，赶马的那位彝族汉子唱着歌。他老从我们门前过，老穿干干净净的白褂子。他留学生头，镶一颗金牙。一棵不轻不重的木料斜扛在肩上，扛在白褂子上，他跟在马帮后面显得更潇洒，更矫健，更年轻，更朝气，因而更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