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尧当然不会就此打住,还要将洗澡,往大处写,往深处写。从家庭写到社会,从个人写到国家,写出人性和命运,写出潜伏在人性、生命、命运深处的近乎大彻大悟的快乐和满足,以完成童年和中年、个人和时代的衔接和摆渡。一位比利时儿童心理学家说过,人一辈子的目的就是找回失去的东西。黄尧用文学写作帮我们寻找的,都是我们已经失去正在寻找的东西。而且不是一般的寻找,是带着诗性、带着哲理的寻找。
“到我们兄弟长大,父亲便将他的儿子们带到了公共大澡堂。全国人民都用一种方法洗澡。”黄尧兄写道,“对我这样的男孩来说,到了公共大澡堂洗澡,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看见父亲的裸身,看见无数赤身的男人。你混迹其中,你的皮肤稍一触及另一个人体,即刻像触及冰刺,浑身抽搐麻木。你惊愕,你恐惧,你憎恶,你羞愧,那种剥夺至一无遮掩,进而一无所有的人们,无奈地还原成本来的样子,你同他们一模一样,你更畸零,但你无处逃亡。令人窒息的蒸气里,苍白的裸身交错着,仿佛依着咒念,走进、沉没在巨大的屉笼里,预演着肉体的‘蒸发’,是一种集体投生又预备集体死亡的仪式。”公共大澡堂,让黄尧告别了童年,在父亲的引领下,进入少年,带着惶恐,带着惊惧,带着莫名的忧伤。公共澡堂的仪式是黄尧的成人礼。他接着写:“你一次又一次地加盟这种仪式,你开始透视人体,进而将那种物质的存在同其他附着的东西分离,知道人其实的轻微与平等,其实的无所谓。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故而应当‘洗澡’,以便尽可能地履行这一生来的约言,并且在一旦要做某种牺牲时,尽量地做到爽净、无畏与坦然。”距离生命的大彻大悟已经不远,距离大彻大悟之后的满足和快乐也已不远。黄尧把公共澡堂称为人生转折的“原始宗教场所”。当家家有自己的浴室,浴霸将小太阳贴在头顶,连太阳能也在瞬间落伍,取而代之的是自家的干湿桑拿和冲浪式浴盆之时,“裸身的行进终于走到尽头,人们在更加幸福的同时,相互视而不见。”庄重深刻的成人仪式就在这样的打趣和诙谐中结束。
洗澡还要继续伴着黄尧兄从少年走到中年。1972年,26岁,蒙受冤曲,成“监管对象”,作为惩罚,到工厂锻工车间做活。但仍然忘记不了洗澡,仍要想办法洗澡,似乎横了心,要将洗澡进行到底,以便遇了牺牲,也要“尽量地做到爽净、无畏与坦然。”童年洗澡,是奶奶和母亲的亲情,是美是爱是诗。少年洗澡,是父亲领着与全中国人民一道结束的成人仪式。 青年洗澡,则是要自己独立完成的人生洗礼、命运洗礼、人的洗礼。锻工车间有三台反射炉,将烧红的坯件供六台汽锤锻造。黄尧的活计是生炉子,很快学会将可以吞进一百斤焦炭的炉子生得如同地底的炼狱,炉顶的铁皮盖也烧得像着火的冥钱一样飘飘飞去。面对火红的炼狱和烧得灼人的冥钱,终于想出了洗澡的办法。于是同师弟商量,用废钢板在铁皮盖上造一水箱,吸余热烧水,再用水管将热水引到新建的淋浴间,让车间有“温泉”。于是“锻工车间依工序的要求可以提前半小时收工,这样,我们天天洗澡,天天对着小镜子梳理整装,还将我们的自行车也打整得像新娘。一到点儿,转铃噌噌地,汇入下班的人流,锻工车间的小伙子陡然长高一截。”具备这样的心理实力和生命能量,天,地,人,其奈我何!黄尧兄就这样洗了四年,洗到1976年,洗到三十而立,洗到省市两级政府为其平反。
平反后得到一个去西山看守所审理“四人帮”案子的机会。黄尧兄的兴致是在旁边的滇池,可以与水在一块任意悠游,可以洗澡——与天和地洗在一起的游泳。这才有了文章结尾那一段十分精彩的我在2002年8月4日抄在笔记本上的文字,也才给了我一澡洗到今天,洗了十六年的机会:“我选择了这个地方,在没有窗户的‘东书房’拴起吊床,来读《庄子》。在天气绝佳的日子,则在楼下的礁群里裸泳,在这个‘罪’与‘非罪’的禁区体会深沉的‘原罪’,体会不曾体会和无以体会。有几许沙鸥飞来,又飞去。滇池的浪线仿佛乐谱,一层层向我扑来。却没有音乐与诗。”我懂得了海明威的话“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对自己的地位、收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自己的满足。”懂得了快乐,不只是远离沮丧和不幸,而是一种欣喜的感觉,一种对生命的满足和重视,懂得了快乐是生命最伟大的礼物,也才懂得了忧郁和寂寞了一生,凄凉和孤寂到生命最后的张爱玲,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句子:“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的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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