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八个半月之后,1993年2月25日下午,专来文化馆找我的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耿巍一行五人,面带喜色告诉我,《彩月和她的情人》已经办完手续,3月1日即可全国上映。现在带来片子搞首映式答谢大理。他们已经去了州委宣传部,订在28日夜晚,在州人大礼堂放两个专场。“你是原著,又是大理人,既客又主,要来哦!”几个人,都笑着,都握手。
2月27日深夜,已经睡了一阵。突然,就像有人推搡我似的猛醒过来。《彩月和她的情人》明天就要首映,我曾经打算用手推车推了母亲去看电影。可是现在,天下所有观众席都永远不会有我的母亲坐在那儿了。拍电影的事到最后也没能说给母亲。母亲到离世也不晓得有《彩月和她的情人》这部电影。我这一生最可能让母亲开心的事都没有让母亲晓得而且再也不可能告诉母亲了。所有无法弥补的对母亲的亏欠,大小巨细对不起母亲的事,都成痛感和罪感在心头交错。母亲离世当天就难以忍受的伤悲和对自己的痛恨,囤积得已像库水满到坝沿。电影来家门口首映就像拉开了闸门。悲怆,凄迷,哀伤,悔恨,愧疚,无奈,非得一下子狂泄猛卷不可。先嘤嘤啜泣,继呜呜痛哭,最后悲声大恸。躺在一旁同我一道醒来的妻子,怕惊醒儿子和小女儿影响明天上学忙悄声劝阻。哭声憋得抽抽噎噎更是悲凉。妻子伸过手来抚我面颊,一掌泪水。
2月28日夜晚,《彩月和她的情人》首映,我终于没有去。除了痛彻肺腑的悲伤,还担心遭遇并非鲜见的电影的失败场面:观众不断离席,响起比喝倒彩更尖利的嘘声,银幕上哭成泪人儿场子里却在笑,银幕上笑成一片观众却面色严峻。书籍堆在墙角,蒙满灰尘,作者读者互不相见,没有什么。有自己署名的影片在放映现场在千百观众面前遭遇失败,完全是众目睽睽的尴尬和狼狈。即便没人相识或相识而未相遇,尴尬和狼狈也难以从心头逃走。我的小说《奇婚记》,远远没有《五朵金花》囊括苍山洱海的奇美,更欠缺表现和表达的奇思和奇招。因《五朵金花》而让中国和世界倾倒的我的民族,能够满意么?不会让她蒙羞么?听小说要拍电影,我就一直忐忑,始终怀疑自己,早就失去自信。电影厂多次催逼本子,便一千五百元廉价出售了改编权。
四
首映第二天,1993年3月1日,整天在三塔开会,拟订三月街民族节大理市的艺术表演方案。我一贯恶劣的脾气又恶劣起来,不仅与领导争吵,还争吵着离开会场。可是今天,3月2日,早晨六时三十分,又分秒不差,按照会议所订,与三位同事坐班车赶赴昆明,请艺术高手对方案指点和擘划。客车摇摇晃晃,颠颠簸簸,各路心事,连连涌来。
再过19天,就3月21日,每个季度的21日,都是银行规定的还贷日。这次可以累计还到20万元。“娱乐城”的40万元贷款就只剩下一半,利息也就从每天96元降到48元,化险为夷有了可能。而儿子学校门口的风寒之夜,似乎迟未转暖,还得操心犯愁。初春的乡院,夜里回去,要记住拉开电灯,看看两只不禁春寒的小狗是否挤睡窝里,两只初来乍到的小燕子是否回了家。回想母亲在世,春秋冬夏,庭院之中,晚上临睡,老人家,总是啣着一拃长的旱烟锅,一处站站,四下望望,开始睡前三台事:查每个角落,防人藏匿在家;查大门小门侧门后门,是否上杠上闩上锁;查炉灶余火,续用封严,不用则灭尽。我多次想当帮手,母亲总托词不肯,非一个人不慌不忙慢慢做。渐渐明白,五岁失去家,大半生漂泊没有家,人生迟暮才在故乡有了家院的母亲,这样每做一次,都是心灵深处,对故乡,对家的一次沉醉一次亲昵一次抚摸。母亲去世的那些日子,我常在夜里将庭院挨墙的缅桂花树看成母亲。花朵是母亲想说的话,花香是听见了母亲在说什么,墙上晃动不息的树影是母亲奔波一生的步子……
昨天3月1日,《彩月和她的情人》已在全国公映。无论影片成功与否,或取得多大成功,我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一如既往,尊重和热爱母亲的人生,尊重和热爱白族调子唱的,母亲经常说的,“像树叶子多得数不清,像树叶子一落下就找不见”的,所有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日子。母亲名“水兰”,她的三个姐姐,名“水香”、“水流”、“水花”,都是大理坝子白族农家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女孩名字。当年阿公阿婆为她们取名的初衷和今天我对她们的感知,竟然都与“水”相连:结水为伴,傍水而居,在水一方——像洱海大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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