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街太局促,局促得略一慌神,便已经走到尽头;天宝公园更局促,几段矮墙,围着大土包,坐落在居民楼的丛中,乍一看,还以为是小区的院心,高几米,长几丈,由大青石砌成的“万人冢”悄然地匍匐在那里,安静异常。完全联想不起,这个土包是对民族征战号角、边疆滚滚狼烟的终结性的包容。
时间是在傍晚,刚从朋友家出来,天色尚早,路灯初上,猛然想着进天宝公园瞅瞅,妻子狠狠瞪了我一眼,生硬地吐出“有病”,紧挽住我的手臂,催促着赶紧离开。我苦笑着,“万人冢”这个子眼,确实还能给人很多阴冷刺激,但是更多的时候,已经在很多人的思维中淡漠,尤其是在夜幕里。
天宝街霓虹闪烁,茶楼商铺,灯火通明,车来人往,攘攘熙熙。或许,淡漠是对的。天宝征战的刀光剑影、鼓角征鸣,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距离,是伤口也该完全治愈,是仇恨也该早已忘却。尽管绵绵不绝的风雨,年年如约而至,但荒凉空寂的四野,已然无存。再难以释怀,也只是在心里。何况,整个中华大地上,血流成河的战场,横尸遍野的荒野还少吗?天宝公园,虽被高高低低的居民住宅所包裹,却也不失包容的气韵。毕竟,并没有完全地被抹去、夷平,被高楼大厦吞噬。
历史很冰冷,史官们的寥寥墨迹,往往忽略万千将士的尸骨,谁会刻意地去想,这里是民族冲突的血腥冲突的收留。天宝十三年,李泌再度出征南诏,结果“流血成河,积尸壅水”,几万个中原健儿的尸骸,留在西洱河。白居易在《蛮子朝歌》中这样的描述惨状:“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殁,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我甚至觉得,当年杜甫咸阳桥畔,弊端下悲凉的场景,“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也与这场民族间的恩怨情仇有关联。
白族的祖先来不及拭去泪水、包裹伤痕,却无比珍爱地埋葬中原子弟的遗骨,“乃敛战胔,筑京观于龙尾河,名‘万人冢’”,为的是他们也有妻儿父母、也有难以舍弃的家园的心怀。南诏德化碑上镌刻下我们祖先的宽容:“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
几百年后的一个黄昏,明朝湖广参将邓子龙站立在“万人冢”旁,如血的残阳依旧,惨淡的苍山雪格外耀眼,诗人怆然,写道:“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惟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1961年,郭沫若路过万人冢,诗心催动,赋道:“天宝何能号盛唐,南征一度太周张,万人京观功安在?千载遗文罪更彰!我爱将军诗句好,人传冤鬼哭声藏,糊涂天子殃民甚,无怪蒙尘到蜀疆。”
我突然觉得,这里应该有一个宏大无比的广场。让宏大的空间,记住悠远的历史,兜住民族的底蕴,拓展祖先宽广的胸怀。可惜,苍山巍巍,洱海粼粼,到哪里去找寻这样的空间呢?冷冷的碑刻,暗淡在天宝街路灯的孤寂里;厚厚的土包,在局促中感受霓虹的闪烁。再惆怅还得面对。离“万人冢”不远处,是大名鼎鼎的西洱河,当横江排列五座大桥紧扣洱河两岸的道路,让南来北往不再愁苦;紧锁的闸门,紧住充盈的河水,春夏秋冬都清澈澄明。夜幕下的西洱河,清澈粼粼,倒映霓虹,曾经凌厉粗糙战场,徒惹几分秦淮艳丽的风情。
起风了,孤灯催寒,赶紧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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