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告别

陆星儿与王安忆，同是女作家，同在上海。创作有交集，生活有交会。前者是文友、挚友、诤友，后者是闺蜜、女伴、姊妹。

陆星儿生前出版的小说集《天生是个女人》，是她创作成熟期所写的女性系列小说的总题目。王安忆为其作序：《她到底要什么》。诘问似论辩似的标题便可看出，这不是一篇信笔挥就的应景之作，不是司空见惯的人情文章，不是针对性不强的宏词阔论，不是好话说得过多的廉价溢美。而是逐篇研读了书内所有作品，坦露自己鲜明观点，对文学对友谊认真，对作者对读者负责的一篇力作。文章这样开头：“也许，所有的人生就是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要什么。不同在于，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自觉的人中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就是自觉者各以不同的位置与身份在考虑：我到底要什么。陆星儿的位置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到底要什么。”通过对每篇小说的分析，王安忆认为，陆星儿在作品中，一方面在对过去和现在，即已经存在的女人的行为方式进行痛心的检讨，另一方面则在寻找更美好更合理的行为方式。至于什么是美好与合理的，陆星儿没有提供给我们参考，或者说她自己还不很清楚，甚至相当含糊。陆星儿已经知道了不要什么，却还不知道要什么。陆星儿在作品中，很实际地指出了对爱情与性，女人要比男人付出更为痛苦的代价。决定这一代价的不是任何社会性的原因，而是自然的生理原因，这是有如真理一般难以违背的天意。这是在任何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与较为漫长的时代中都可能发生的困难。这是更接近于人的本体性质的困难，也就是较为人类性的困难。女人是什么，男人又是什么。这是一个人类的命题，也是一个人性的困境。这困境是在人性深处，可说是核心地位。陆星儿面对这样的困境，没有却步。以后的作品不再陷落在女人的自我意识中，而是从自我意识中站立起来，以向内的眼光自审。于是，“我到底要什么”的问题，就超越性别界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响亮地发问。评论家和作家一道，序者和作者一道，共同寻找作品的动因，发现作品的困惑、曲折、不足，最后看到作品接近难点，产生意义。

陆星儿去世后，王安忆在《怀念陆星儿》的纪念文章中，不回避她们之间的分歧，也不回避文学创作中的争执、质疑、甚至隔阂。文学的挚友诤友，没有妨碍姊妹情。王安忆生病，感觉自己要死了，陆星儿一边使劲搓着她的手，一边恼火地骂：人哪里那么容易死的。陆星儿最后的日子，拒绝化疗。大家没办法，打电话给在新加坡授课的王安忆，等她回来劝她。陆星儿迟迟不愿进医院，知道那是最后一道防线，去了就回不来。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收收这，摆摆那。打开衣橱，许多新衣服没穿过。洗洗，熨熨，叠叠，送给女伴们。最后，她翻出一段花布，说特别适合王安忆，她要送去裁缝铺，替王安忆做一条背带裙。现在，王安忆拉开衣橱，这里那里，都是陆星儿给的衣服。怎能不肝肠寸断！最后一周的一日，陆星儿情形不好，王安忆拉着她的手不忍放开。陆星儿说，你不要哭。自己却哭了起来。陆星儿很少哭。王安忆平时总说她：你应该多哭。现在陆星儿哭了，却哭得让人绝望。文章最后，王安忆对陆星儿说：“现在，星儿，你安息吧，我们呢，收拾收拾再上路。”没有痛不欲生的不舍，没有刻骨铭心的悲戚，写不出这样的姊妹情。陆星儿2004年9月4日去世，享年55岁。那一年，王安忆40岁。

包括纪念文章在内的所有写作，都是重温。对人生，对生命的一种温习。也是告别，与贮存在心中无限珍贵的人与事的告别。写作，是为了在历史中，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在人性中，找寻那些我们愿意与之为伴的人和事，凝聚成一个弦歌不辍的精神共同体，以使我们的存在，更加真实和真诚。“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句话在中国历史已近三千年。“嘤鸣求友”，在寻求精神共同体这一点上，我们的前人早已同我们一样：良苦其用心，用心何其良苦！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大概也有这层意思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