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不能把洞经古乐带进土里

下关有条嘉士伯大道，西行到底，左转，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很少有人知道它直通龙尾关———至少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的。

小巷往里走不远，左手边，有个文昌宫，11月2日晚进去时，正好赶上大理市槐城洞经古乐社排练，老老少少30余人，个个聚精会神，肃穆演奏。曲风庄严宏丽，悲而不伤，正气凛然，隐约可听出是《苏武牧羊》，像一片霞光，点染得下关镇龙泉二组中丞街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格外明亮，让人动容：无论世界怎么变幻，大理怎么发展，下关风怎么骄纵，总有一隅是安静的，那就是文脉。它以自己的方式，静水之下汹涌成河。

这一切缘于杨贵———龙尾街祖传道师石洪放第十六代弟子、槐城洞经古乐协会会长的言传身教。

“难哪，没有人学了，大家都忙着赚钱，忙着发展，不愿意学。”杨贵感叹，“可是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总不能把老一辈这么好的东西，带到土里去啊！”

大理洞经古乐起源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因以演奏《方昌大洞仙经》为主调，所以叫洞经古乐。据《新唐书·南蛮传》载，唐开元二十六年，唐王朝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赏赐南诏“龟兹乐”和“胡部乐”乐谱及乐工。唐贞元十五年，南诏王异牟寻为表达对唐朝的忠心，排练了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在麒德店为德宗皇帝演出，名动京师。组建于明代的下关洞经音乐社团“三元会”，至今保存着《奉圣乐》《龟兹乐》《朝天子》等乐章。三元会后来与其它社团合并为下关洞经古乐会，杨贵都是会员，后来，他又创建槐城洞经古乐协会，并任会长。

大理堪称云南洞经古乐的发源地，至今活跃在民间的音乐社、会多达340多支，有影响的还有宏仁会、大理南雅音乐社等，但总体来说，因为远离现代人的生活，在年轻一代中学习、传承的难度非常大。

拿杨贵的槐城洞经古乐社来说，把村里这些只会“抬锄头挖地”的隔壁邻居教出来，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时间上很难保证，为了不占用大家做事情的时间，杨贵把教学、排练安排在每周三、四、五、六晚上，从识谱开始，至今已持续近三年，越学越有激情。会员中，最小的只有10岁（现在13岁），最大的70多岁，他们现在已基本学会《孔子歌》《菊花歌》《小开门》《苏武牧羊》《老腔诗章》《八句平腔》《二十四气》等主要曲目。

除了时间，教学之难还在于洞经音乐乐器繁多，主要分两大类，一是打击乐，包括大乐、堂鼓、小鼓、提板、大钹、小镲、勾锣、探锣等，打击乐没有谱，只能靠身传心教，更难；二是弦乐，包括古筝、扬琴、二胡、中胡、低胡、笛子、唢呐、大小三弦、大阮、中阮等。后期，又加入脚踏风琴。这么多乐器，杨贵从小跟着父亲做会，听着喜欢，便精心琢磨，加上后来和石洪放第十五代弟子、师父石家用心学习，一通百通，全部了然于心。

洞经音乐敬天敬地，劝化教人，在大理民间应用广泛，主要有忧经和喜经两类，做寿、建盖新房、圣诞，用喜经，如《大洞仙经》；丧事则用忧经，如《太乙真经》。而像《地母洞经》《观音经》则无忧喜，用来消灾解难。除却民事活动，洞经音乐主要用于祭祀。

杨贵家就在文昌宫南边的龙尾街里，后来去他家拜访，看到书写着“和道堂”的木头箱子，以及多册清同治年间和民国时期抄写的经文，为了保护好原文，他已复印和誊写过它们，平时用的就是复印和誊写本。

正是这样用心传承，2014年，杨贵被评为洞经音乐省级非遗传承人。

“‘洞经洞经’，关键是经，要把经文弹得下去才叫‘洞经’，老一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传，不妄自增加，也不擅自减少。”杨贵强调，“过去那些弹奏洞经的老人非常难得，经常拼拼凑凑，你借我借，都要出去做会。打击乐更是没地方买，都是把收藏的一件两件拼出来。也没有车，人背人抬的，非常不容易。”

传习多年后，杨贵欣喜地发现，女儿很有洞经古乐方面的天赋，她一开始只是在旁边玩着手机听，结果别人还没学会，她就会了，现在也开始正式学习洞经古乐，有望日后传承。

而杨贵家的小院，有花草，有狗叫，有各种表文，还跑着几只鸡，以及初冬灿烂的阳光。

杨贵笑说：“有传习，有狗叫，有鸡鸣，才叫生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