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西部一座终年白云缭绕,雾雨苍茫的大山腹地,坐落着我的老家。
那是浩瀚雄奇的滇西高原深处一个芝麻绿豆般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地方,一个由众多荒凉得一丝不挂的红土丘陵重重叠叠地包裹起来的,小小的盆地。
地方小,便连个正儿八经的地名都没有。后来我们的老辈子人大约觉着阿猫阿狗都要有个绰号,便顺嘴给它取了个“蓑衣铺”的乳名。
在大理众多的乡村里,像我老家“蓑衣铺”那般山寒水瘦,土地贫瘠,生活十分穷困的,已经不多。在一个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老家有半数以上的人家都以棕榈树皮缝制的蓑衣当铺盖卷儿。所以,取个是蓑衣铺的地名,虽然显得实在是寒伧了些,倒也谦卑贴切。
在那些早已变得模糊斑驳,烟火味道十足的古老时光深处,老家始终是默默无闻的。
属于老家的那片贫瘠的红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出产。那一块块不规则地散落在红土丘陵的坡坎沟箐之间的,疥疮般扎眼的轮歇地,除了生长一种叫甜荞麦和黄旱谷的晚秋作物,便只出产那些价钱贱得让人面红耳热的山洋芋和老南瓜。老家人用汗珠子落地摔八瓣的艰辛劳作,也仅仅只能换回最低廉的收成,以维持最基本的温饱。不过,我从未曾听到过老家人对这块“不出种,不养人”的枯土瘦地有过丝毫的抱怨。老家人信命,既然命中已经注定了要做这块不出种,不养人的“老娘土”上的庄户人,就得用心侍弄好它,不能让它闲着。平白无故撂荒土地,那是庄户人最大的耻辱和罪过。因而,千百年来,老家人始终遵循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秋收春种,周而复始的生存方式。天经地义的劳作耕耘,已经把他们和这块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生于斯地长于斯地,滚打摸爬生息繁衍,他们已经深深地承袭了这块土地那种坚韧、质朴的秉性,生生世世相依为命共生共荣。
当洁白如雪的荞籽花慷慨地覆盖这块悲怆但不失凝重和浑厚的红土地的时候,当层次分明的旱谷地在明朗的秋阳下铺排开满目纯粹而灿烂的金黄的时候,老家人生命中便冉冉升起了一道最壮美也最激荡人心的风景。
在老家那块贫瘠的小盆地之间,细细小小地流淌着一条朴素的河流。我曾在许多篇朴素得几近简陋的散文作品中,发自肺腑地赞美和缅怀过这条名叫板桥河的河流。是它那一年四季永不止息的,单纯而又不失浪漫的流淌,赋予了老家这块贫瘠的红土地无穷的生机与活力。———虽然在这片贫瘠的红土地上,每一片生机的孕育和茁壮,每一点活力的喷发和滋长,都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艰难。
“有好水流淌的地方,必将诞生美丽的家园”。当我的祖先于明朝洪武年间,率领着整个从南京应天府柳树湾被流放边疆的家族,来到这蛮烟瘴雨的板桥河边,老祖先捋着如银的胡须,有若神示般石破天惊地说出了这句充满哲理和诗意的话语之时,就已经注定,板桥河边这块贫瘠的红土地,必将成为我们的祖土,成为我们永远的老家。
1963年一个寒冷的冬夜,在板桥河的回水湾头那座用水冬瓜木和红土块堆垒起来的老房子里,我像一颗荞麦籽的落地一样平常地来到这个喧嚣的人世,并且别无选择地成为这个名叫“蓑衣铺”的小地方上一个憨厚的性灵。我和所有的老家人一样,对脚下的这块贫瘠的红土地绝不敢有丝毫的轻慢和懈怠。在这块红土地上足足摔打和磨练了二十年,它已经教会了我一种非常受用的生存方式,那就是坚韧不拔地生活,不知疲倦地劳作。用红土地一样的默默无闻的积蓄与消耗,奉献和孕育,来跋涉与诠释我艰难而陡峭的人生。
1986年的春天,当我沿着板桥河的流向,走进一个陌生的小城,并最终被这座小城长久地滞留下来的时候,老家这块贫瘠的红土地,依然在远远地注目着我,护照着我,用它如金的缄默,用它无言的大美,滋养着我的心灵与人生。
在大理西部,在滇西高原的群山深处,铺排着一片美丽而悲怆的红土丘陵。在红土丘陵深深的皱褶里,藏掖着一方小小的盆地,盆地上散落着一座座简陋而又古朴的木头房子,那就是我的老家,我曾经用棕榈蓑衣当铺盖卷儿的老家。我永远的生长之地,我连接生命的脐带和根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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