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清石自见

有一人，静悄悄写作几十年，静悄悄睽别人世，遗属蒐其所刊作品成书一册，静悄悄，几百本，搁置人间。这一连串的“静悄悄”，却让我静不下来。

他若在，又会说，何必！好多事，他都这样说我。语调低沉平缓，面容安宁平和，态度从容平静，于是，我顷刻平复，也“何必”起来。这一连串的“平”，摆平了他于我心的位置，他是兄长。

而初始识他，是四字，“删繁就简”。那时，他是搞农村工作的国家干部，我是农民。但已知我有点舞文弄墨。一次他打电话来村，我碰上。事说完本可平淡无奇结束，他却在“再见”之前，来一句文绉绉的“删繁就简”。好像意犹未尽。好像虽未谋面但已朋友会有不删繁就简的时候。好像料定我会感觉那四字插入公事公办的语境，会出诙谐、打趣、友好的味道。我记牢了我和他之间的这第一次通话，不期而至，是那个年代很稀少的很文化的国家干部与农民兄弟的平等。

以后我进银行，才知他也在银行工作过。而且也搞创作，很年轻就发了作品。而且也喜欢文场不待见的“小儿科”———儿童文学。于是，不删繁就简的日子，又不期而至。一天中午快下班，他拿着一个长长的塞得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找到我。说信错投他单位，他回家顺路送来。很感激他。但也难受和尴尬：又是退稿！又一次失败！他却把牛皮纸晃晃，静言道：“这份东西，我多。哪天去家瞧瞧。”

一天去了，他抱出一摞给我。那时我们都在海阔天空投稿。刊物停了，投报。刊物恢复，报纸刊物都投。那时的刊物报纸，每稿必退，而且必附退稿信：一纸措辞雷同得几乎一字不差，客气话都一分不少的印刷品。千篇一律中若有了意外，编辑另写了几字，或在稿纸上用铅笔留了几个记号，都认为是接近成功的信号。俩人便高兴万分，聚在一块，将稿子和退稿信，传阅、点评、说笑一翻。有次意外过大，谈笑过欢，他夫人探过头来，见桌上仍是誊写得工工整整折寄过的稿纸，笑道：“以为大作发表！原来还是退稿。”不管夫人究竟何意，他冲我挤挤眼，俩人更乐。

那时他住着老式民居的住所，一扇大窗面西。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下午都有阳光。两个年过而立的大龄文青，都是先上了班，抽空下午相聚。我们分享退稿、分享失败、不太在意成功多少失败多少的文学活动，就都在那间温暖的小屋里。

再以后，他的单位和我的单位都在大理古城，家仍然都在下关。午间时光便都由自己在古城安排。一天午饭时分，与他城街相遇，他笑约共餐，自然欣喜随往。进一岔街，再进一长长的有点暗黑的门道，才入店堂。鸡肉米线，加一鸡腿，一元钱的白酒分倒两盅。俩人共消费六元。他作东，丝毫没有七元八元的动静。餐毕约我去他单位午休。离开银行他没挪过窝，就一直在农工部门。在单位是毫无疑义的资深人士。进了单位，他开一间小会议室，两面墙下两排长椅。海聊一阵，有了倦意，他端来一摞报纸，分摆两边椅上，说，报纸比书，宽，软，好睡。于是，两人就躺在长长的硬硬的什么也没有的木头椅子上，以报作枕，相向而眠。

他很快睡去。我无法入睡，睁着眼睛看他。其时我们都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他，吃和睡，点点滴滴，依然像他年轻时候的下乡驻村。从“删繁就简”到大龄文青，再到今天的枕报而眠，几十年，乡村城市，文场职场，成功失败，逆境顺境，他一路走来，都一模一样。鼻梁高高的清癯面容，瘦削的身材，安详的睡态。

我想到这些年自己的变化。再无法安睡，轻轻起身，悄悄离去。回到我的单位，进我一个人的办公室，坐在那把对面经常有人听我作指示的椅子里，不能释怀。到底已经有了多久？我已经不再问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找回自己，认识自己，的确是一件很容易忘却很容易丢开的事。幸好我身边，有这样一位兄长！

此后长长的日子，读书读到一些句子，会想到他，就摘下来。《汉乐府》中“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磊磊。”两句都是给他的。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其上铭文：“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后面一句是给他的。年交九秩的文学大家王鼎钧，至今还记得母亲好多次说过：“清清白白就好。”慈母的言教，给他，也给我。

这个“他”，就是2003年便已往生的大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副主席，回族作家，杨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