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圣寺三塔保护建设回溯

崇圣寺三塔位于苍山洱海中汇点，依苍山群峰之迤逦展其雄伟，揽洱海烟波之浩渺显其宏阔，为华夏南天一大胜景。三座宝塔，鼎足而立，主塔建于唐，南北两塔建于宋，是国务院1961年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与西安大雁塔南北呼应、皆蜚声中外的人类精品，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理的象征。

1981年始，大理市文化部门遵照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崇圣寺三塔严格保护。与此同时,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以兴办文化产业驱动这一精品的建设和发展，使其迅速成为全国著名旅游景区。与1981年相比，占地面积从不足9亩扩展到1000余亩，职工从12人发展到420人，门票年收入从几万元猛增到1.9亿元，游客由每年一千多人次上升到250万人次，实现了大理文化旅游产业的大突破、大发展、大变化。

认识转型 把握机遇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起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由封闭转为开放，由守旧转为革新，完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事业在此大转型中，难为首当其冲的弄潮儿，但可作认识转型、把握机遇的进击者。重新理解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让文化参与社会转型，同经济共谋发展，将文化做成“文化力”。在此大背景大环境之下，笔者于1993年6月至2001年12月出任原大理市文化局局长。

供职未久，大理市委、市政府便组织了两次极富启发性极具推动力的参访学习，一次到浙江温州，一次到江苏张家港。两地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巨大变化，夯实坚定了大理市文化部门将文化做成“文化力”的信心。理念转换提出“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求发展，自加压力”的“四自”精神，方向道路提出兴办文化产业，精神面貌工作状态提出“三个改变”：

一，改变文化工作的“等、靠、要”。体制内的文化行政事业单位，凡事等领导、靠上头、要文件。兴办文化产业，是溢出体制的社会经济工程，等不着，靠不了，要不来。二，改变文化队伍的“软、懒、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经费，唯财政拨款。不给钱可以不办事，给多少办多少。兴办文化产业，主动找市场创业和创收，无法软、懒、散，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三，改变文化部门的封闭性、自为性、单一性。文化行业的个体特点，和几十年为政治服务为政府中心服务的生存定势，形成文化部门的封闭、自为、单一。举办文化产业，面向多元，服务多元，要求多元，思维多元，是“文化人、社会人、经济人”三人一体的自我整合。

最有力的推动还是来自北京。国家文化部新设了“文化产业司”，并多次组织全国范围的文化产业研讨学习。笔者有幸参加了两次，一次深圳，一次牡丹江。特别是在深圳，听取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动员报告。

前寻史据 后觅智者

我们把崇圣寺三塔的保护和建设，作为大理市文化部门兴办文化产业的特大项目和重点工程，也是文化与旅游、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市场深度融合的典型示范。制订了“动”和“静”辩证推进的原则：以文化产业的动态创收，解决文物保护的经费短缺；以历史文化的静态属性，作文化产业之魂，深涵和厚蓄文化潜能，稳步推进。1993年年末动议，1994年年初，即成立“崇圣寺三塔保护建设工程指挥部”。由局长兼任指挥长，动员和组织全局资源，投入工程。

唐宋年间的崇圣寺三塔，其保护建设工程，必触史脉的沿革、流变、传承，首先必须秉持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我们上溯寻证的重要史据，是公元1560年，明代鸿儒、名相张居正之师、白族文学大家李元阳63岁所作《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文记：“寺之重器有五：一曰三塔，二曰鸿钟，三曰雨铜观音像，四曰证道歌碑、佛都匾，五曰三圣金像。”文末，李元阳浩然兴叹：“五者虽出于人为，然非人之智巧所能到，亦非人力所能存者。夫有此山水而无此伽蓝，有此伽蓝而无此重器，不名全胜。”然距文443年后的1993年，五大重器者，唯三塔独存。1994年开始制订的《崇圣寺三塔保护建设规划》，便以完整五大重器为先导，以重建崇圣寺为重点，以再现崇圣寺寺院为依归，实现历史文化精品的盛世重光。

崇圣寺寺院的总体布局，则循例中国古代建筑之“中轴线秘笈”。即，重要建筑皆以中轴线作连缀，间而不隔，层层递进，如群山一样庄严肃穆、深沉凝重，向远向上，衍伸出一种壮观、雄奇、绵延无尽的生命力，以表达对前圣先贤，对天地万物，对和谐守衡的尊重和感恩。梁思成拼尽全力捍卫的北京古城，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皆为傲然世界建筑史之中轴线奇迹。

我们深知，要达预设目标，仅靠大理市文化部门之力，杯水车薪。必须广募贤能，广拜智者，虔诚求知。我们聘请了白族名宿杨永新、张旭、李一夫作总顾问；聘请了美术家并学者杨晓东、杨民作艺术总监；专赴昆明和无锡，登门拜访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资深专家顾奇伟、张明光，和曾在大理工作的无锡籍园艺家夏泉生，并邀来大理现场指导；与文史专家吴棠、施立卓及一大批省、州、市的建筑设计专家和文化艺术学者，进行经常性的高密度的咨询和求教。二十多年过去，其中一些人已经辞世，但他们的智慧和心力，与崇圣寺三塔共存！

以人为本 心顺事成

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崇圣寺三塔保护建设规划》。这是巨大的顶层推动和及时的法理支持。我们首先启动五大重器中的鸿钟（即建极大钟）和雨铜观音像的恢复，供奉两大重器的钟楼和观音大殿也同步兴建，一并计划前者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后者在澳门回归的1999年，竣工落成。以继一千多年前的太和城德化碑之后，再度展现大理各族人民珍爱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风范和家国情怀。与此同时，崇圣寺三塔的文化产业之路也得到市场认可。门票年收入一路飚升。短短五年，在突破500万元之后，再突破1000万元、2000万元。因崇圣寺三塔力推，大理市文化系统文化产业年收入2002年达到3000万元。而从1999年起，全系统上缴财政统筹金和各项税金便已超过1000万元。财政用款户成了缴纳财税大户。

但是，社会转型的成就和转型伟业的可持续推进，仅有事业长足发展，还不足以支撑，还亟需另一方面的大幅跟进。即，对人的关爱，对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尊重，财富分配的公平和公正。换句话说，转型成果，改革红利，一定要从各个方面惠及普通基层民众，一定要遵循中国传统文化“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取予之道。作为亏欠较多的文化部门，文化产业尚处“以文补文”的初级阶段，我们就注意了事业发展和职工福利的“双轨推动”，明确提出“千方百计把文化事业搞上去，千方百计把职工福利搞上去。”1995年，一次全系统中层干部会议，便提出“以人为本”。继后，郑重推出“事业兴旺，心情舒畅，生活小康”的目标，正式写进工作报告。具体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居住条件方面：多次向财政部门汇报崇圣寺三塔文化产业收入情况，请求超收分成，解决职工福利和奖励。后经政府同意正式下文。整个系统用文化产业的超收分成和职工个人集资，不用财政一分钱，新建“文化公寓”五院，零购商品房11套，共84套，解决了几十年一直没有解决的职工住房问题。学习条件方面：多次组团到东部地区和北上广参访；凡事业和产业的重大项目启动，便派员外出考察学习，地域遍及全国；请来国内省内专家，特别是文史文物专家，办班或讲座；职工的学历深造、职称培训以及个人争取到的学习机会，都保证经费安排。改变长期以来对文化员工的重使用轻培养。工作条件方面：全方位开展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使大理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快速步入全省先进行列，有效改善了工作环境。

有人才有事业。而事业，一旦对人回馈和反哺，“心想事成”的愿景就会成为“心顺事成”的绩效。大理市文化部门也才有底气公开宣示，并多年基本做到：“办实事，办大事，办一件，成一件”。

千秋大业 以廉为基

崇圣寺三塔的保护建设工程，无论就认识、顺应、把握中国社会转型这一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而言，还是就崇圣寺三塔世代瞩目的国宝地位而言，两者都堪称千秋大业。有幸结缘工程的参与者，特别是组织者，应该对自己抱持与之相应的人文期许和素质要求：将这一工程作为对自身人格、品位、价值、尊严的提升和历练。文化产业肇始，我们便提出“变旧三清为新三清”，试图将文化人的“清高、清谈、清闲”变为“清楚、清醒、清白”：发展思路清楚，认识现状清醒，经济往来清白。崇圣寺三塔的保护建设工程，投资大，工期长，项目多，“清白”便成重中之重。大会小会我们反复强调，三塔工程的另一价值，就是“一要一不要”：“要”堵死跑、冒、滴、漏，“不要”楼起一幢、人倒一群。我们在三个环节上下了功夫。

一，程序正义。所有工程公开招投标，严守标底，一丝不苟尊重招投程序。投标单位除资质审查，还包括人际关系审查。笔者任职期间，领导班子无一成员的亲属、朋友、熟人参与投标。工程指挥部严格招投标程序，恪守程序正义。二，自设路障。聘请周长生、那庆昌二位老专家任工程总监。两位老人不仅是技术权威，且有久誉职场的人品口碑。对他们司责，不干扰，不打招呼，不作任何暗示，不搞潜规则，不搞利益输送，确保二老既理直气壮监督施工方，也理直气壮监督指挥部。三，公开透明。为确定雨铜观音像和建极鸿钟的铸造厂家，派三个小组赴全国考察，最后以考察结果为准。其他项目也如法炮制。不暗箱操作，不长官意志，不指鹿为马，不偏听偏信。三个环节的共性是：不玩假，不走过场，不自欺欺人，真刀真枪，实打实。

雨铜观音像和建极鸿钟，以及钟楼、大殿、道路、环境、征地、搬迁，占地一百多亩的两项重大工程，总费用竟未超过2000万元，已成不可类比不可想象的“价廉物美”。工程未动就强调清白，而让清白真正同钢筋和水泥一道在建设现场站立起来，谈何容易！今岁九十寿的王鼎钧先生，说得何其经典：“清白是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有为有位 合力宏图

因举办文化产业的成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1997年大理市评为云南省文化先进市，1998年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市。《云南日报》刊文，誉大理市为全省文化产业的排头兵。2001年8月，徐荣凯省长主持“云南省发展改革会议”，原大理市文化局在大会上发言。

长期以来，社会误解，文化人自身也错觉，认为文化矮人一等，可轻可重，可强可弱，可中心可边缘，甚至可有可无，非得先有作为，方后有地位。其实，细想下去，揆想开来，世间万事万物，岂不都是“有为”之后方才“有位”！有为无位或无为有位，也会有，也常有，但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而是人类社会应该摒弃应该革除的弊端。大理市文化部门的幸运在于：“有为”还未成形，只露端倪，大理州市党委、政府，和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文物局的主要领导们便高度关注，备加呵护，热情支持，垂青厚爱，让其提前“有位”。而每到关键，每遇瓶颈，每遭困厄，便纳上日程，参与筹划，亲临解决，及时定夺。如解放军两座营房的搬迁；如慈航大道的兴建；如崇圣寺的寺院定位：上延至海拔2000米处，面积扩至1000亩，等等，等等。期间，也有歧议，也有异见，也有争论和冲突。但上层下属，皆以崇圣寺三塔的千秋大业作了断作归结。歧见离共识更近，争辩催方案更实，理解后的默契比默契中的理解更温暖更有力。可以这样说，没有这样的氛围和气场，就没有崇圣寺三塔兴旺发达的今天！

2002年，大约在春季，赴省履新已有年头的李映德老州长公干回大理，与张如旺、张纲在三月街街场约见我。其时我已卸任。见了面老州长就说，新建的崇圣寺围墙，矮了两公尺，新建的大门，矮了一公尺半。直人直语，把萦绕他心中、也埋我心底的“慊”和“憾”，一语道破，和盘托出。虽然因调动和卸任都已离开三塔，但三塔工程经年累月、春华秋实、情志难忘的上下合力，使三塔这万世丰碑又成不朽纽带，将人系到一处。此后十多年，各种场合，与当年共事三塔工程的领导们邂逅，见面礼除了握手，还会有拥抱，还会有工程圆满时节互相勖勉、互相致意、燃情动心的笑容。因千秋大业奠结的友情，还原出天长地久的资质，成人生的温馨和慰藉。“正常的良性的健康的上下级关系，乃事业之幸，人生之幸。”此话无论出自谁口，吾，俱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