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天黑得特别早。
山里没有电,山里人的生活便格外单调。山里人唯一的消遣是“摆龙门阵”。
从我记事起,寨子里的几个须眉皆白的彝家老汉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聚到我们家的火塘边,与爷爷“摆龙门阵”。火塘里的柴疙瘩冒着浓烟,把屋子四周的墙壁和楼楞熏得焦黑。黑得油亮。老汉们的烟瘾大得出奇,叭哒叭哒地一袋接一袋,整个屋子塞满了乳白色的浓雾。滞重的烟雾里几颗一息一亮的“星光”在闪烁,若明若暗地映照出几张皱巴巴的面孔,在朦胧的烟雾里,显得格外地苍老,格外地深沉,被涂上了一层黝黑的神秘色彩。老汉们摆他们年轻时出山去讨生活,摆他们当年赶着马帮跑地方,摆着摆着就唱起了《出门调》:
正月里来是新年,小哥唛呀
光棍那个无钱好可怜。
背起背窝出门去,小哥唛呀
飘花那个落息过两年。
二月里来二月三,小哥唛呀
挑起那个担担上茶山。
茶山路上老虎叫,小哥唛呀
一人那个走路好孤单。
一人孤单不要紧,小哥唛呀
八十那个老母在家乡……
歌声沙哑、低沉,像老汉们一样疲倦,饱含了老汉们一生的忧患,在深夜的大山里,显得格外古朴、苍凉。
老汉们唱着唱着,便都流泪了。
老汉们人虽然老了,却还像小孩子一样容易流泪。他们都说,年轻时太要强,把眼泪都往肚子里咽,现在需要补偿一下。
他们共同的话题常常是大理,只要一提到大理,他们都显得格外兴奋,七嘴八舌地争着亮出自己记忆深处最有味的片断。
“大理那鬼地方,日怪哩,整天尽刮大风!”
“有多大?”婆娘媳妇们无数次重复过这样的问话,她们也知道老汉们的回答将是什么,但她们还是津津有味地听那千篇一律的老故事,毫不厌烦地问这千篇一律的老问题。
“大到能把牯牛都吹走!”回话的老汉悠悠地吐出一口青灰色的烟子。
“噢———”婆娘媳妇们照例惊叹一声,便都不再说话。大概在想象那“能把牯牛都吹走”的风到底有多大。
“大理海子的湖漂草,
不漂不落不定根,
大理海子的水葫芦,
飘去飘来无靠处……”
老汉们又唱了起来,嗓子很破,声音有些颤抖,很凄凉,让人听了一阵阵发冷。
我伏在爷爷的腿上,在歌声中进入了梦乡。梦见了海,海不大,水面上漂着许多的草,我踩着水去捞海里的水草,反而被水草绊住了。一觉醒来,老汉们还在用低沉的语调,讲述着大理海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汉们每晚都要讲年轻时的经历,每晚都要提到大理海子。他们都知道,那些重复了几千几百遍的故事,每个人都早已烂熟于心了,但讲的还是愿讲,听的也还是愿听。讲到伤心处,大家都还会哭,并且,还能哭出眼泪来……
我就在大理海子的故事和歌声里泡大,并有幸走出千里彝山,到大理读书,终于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大理海子”。它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比起我梦中所见的却缺少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呢?也许是海上的“湖漂草”,也许是当年的“下关风”,也许是……
我常常喜欢站在海边默默地沉思。海里倒映着蓝天、白云、苍山、飞鸟……海水一会儿变蓝、一会儿变绿、一会儿变黑、一会儿变白。蓝天、白云、青山、飞鸟都在海水的变幻中旋转起来,天和地颠了个倒。这时,我看到了海底的沉船,古老的兵器,被淹没了的历史和一个个泡得发胀的故事……
女友对我的这股傻劲,先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跟着我傻傻乎乎地看着大海发呆。看得眼睛发涩的时候,她便天真地问我:
“洱海有多深?”
我一愣,故作高深地说:“这得问它自己。”
假期回家,老汉们争着问我:“见到大理海子了吗?海子是不是还像原来那样大?”我说:“见到大理海子了,海子还像原来那样大。”他们便满意地点头笑了。我又说:“海里有船,没有湖漂草,也没有水葫芦。”他们扭起干瘪的脖子跟我争:“海里就是有湖漂草,还有水葫芦,海水那么深,风又那样大,怎么敢划船?”我说:“我是亲眼见的。”他们争不过我,便不高兴地把脸扭开,不理我。晚上,他们聚在一起讲大理海子时,照样唱他们的“湖漂草”,照样讲他们的“水葫芦”。
大学毕业,我被分回了大山里。但我还常常梦见洱海,那样大,那样深,那样蓝,以致在梦中,我也只能站在边上看。
老汉们更老了,牙齿都掉光了,讲话含混不清,把“大理海子”说成“大野海子”,“水葫芦”说成“水葫如”,但他们还是固执地讲大理海子的故事,固执地唱“湖漂草”、“水葫芦”,尽管唱得有气无力,但还是固执地唱。唱到伤心处,也还会哭,而且还能哭出眼泪来。我说,喜伤心怒伤肝忧思伤脾胃,还是不要哭了吧。他们说,还是哭哭好,几十年没有见到大理海子了,看到眼泪,就像看到了海水。
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要问洱海有多深?那得问千里彝山古朴的山民们。他们的眼泪有多少,洱海也就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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