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初苍洱大地的形态,万历《云南通志》记载:“邃古之初,苍洱旧为泽国,水居陆之半。”有了山和水,生灵得以繁衍生息。在很长的时间里,后来的人们并不知道当初的先民在洱海边生活的景况。
在战火纷飞的1937年,从英国荣获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的吴金鼎,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避战到了昆明,继续他的考古调查工作。十月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合作成立苍洱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他的夫人王介忱及英国考古学博士曾昭燏小姐为团员,一起从事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工作。在吴先生主持下,研究所开了“女性考古”的先河。曾昭燏、王介忱两位女性考古工作者在大理一带指挥苍山马龙、佛顶甲、龙泉等7处遗址的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察团把这次调查的情况写成《云南苍洱考古报告》一书。这是一本很能反映时代特色的报告,木板刻印的插图,说明了这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成果。从报告中7处遗址和发掘的遗物可以看出,史前时代的“洱滨人”依傍溪流,居住在山坡上半穴居的房屋里,使用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石刀、石斧、纺轮、网坠,在穴居中纺织粗布,在坡地上种植作物,到坡地下的洱海里捕捉鱼虾。这次考古发掘,“证明此次在大理之发现,实代表一特殊系统之史前文化,似可与黄河流域之仰韶、龙山两文化并列。此文化之初次发现,既在点苍山与洱海附近,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足证其与中华远古之其他文化有相当关系”。
后来,历尽沧海桑田的变迁,洱海水位逐渐下降。下降的原因究竟是自然力还是人为所致,不得而知。民间传说则将其归之于神力。《云南通志》又说:“(观音)凿河尾(今天生桥),泄水之半,人得以平土而居。”对此,《白古通纪》描述得更细致:“时观音大士开疆,水退,林翳,人不敢入。有二鹤,自河尾日行其中,刊斩渐开,果得开土而居。”这就是在大理家喻户晓的“鹤拓平土”故事。传说中的观音是一位足智多谋而慈善为怀的老者,白鹤则是高洁、清雅的象征,又是神仙的坐骑。故事折射出的是一派和谐的景象,是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绝对和谐的美好景象,这种和谐的主线一直贯穿于洱海故事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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